| 在20世紀中期以來的台灣地區美術史上，楊英風（1926-1997）是一個特別的個案。因為研究20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20世紀中日美術關係史，研究20世紀台灣地區美術發展史，楊英風都是一個必須面對的個案，都是需要精心研究的課題。其意義表現在：1、中國的抗日戰爭時期（包括台灣的日據時代）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其經歷與這個時代的關係；2、在20世紀中後期中國藝術發展的變局中，楊英風的時代使命給與藝術發展的影響；3、20世紀中國雕塑藝術發展過程中本土雕塑家的成長經驗；4、20世紀中國雕塑的發展與環境的變化，所帶來的景觀藝術與公眾生活的提升；5、在現代藝術教育的影響下，20世紀中國佛教藝術的發展與佛教造像的時代特色；6、造型藝術從平面到立體、到綜合，現代藝術的時代演變，其歷史過程所表現出的藝術發展的規律；7、藝術的多樣性表現與多樣性表達的藝術，所反映出的藝術家個體創作的經驗，在觀念與技術方面的辯證關係，對於21世紀藝術家藝術素養的要求；8、楊英風的成功經驗對於21世紀中國藝術發展的借鑒。
在楊英風這一個案中，“回到中國”的經驗又成為個案中的個案。對於出生在台灣，接受的是日本文化教育，而中學時期學習在北京，又有在日本東京美術學校留學一年的經歷，而後於抗戰勝利後回到台灣，在台灣生活和創作了50年，其間還于60年代在歐洲寓居了3年。在這樣一份藝術履歷的對應下，會有可能産生各種各樣發展軌跡的聯想，或傾向於日本文化，表現出日據時代殖民統治者意欲斬斷與中華文化聯繫的影響；或融匯于歐洲的藝術時尚，連接這一時期台灣現代藝術思潮的前沿；更有可能皈依於台灣本土，成為回歸本土文化思潮而有所成就的範例。可是，發生在楊英風身上的一切都出於常態之外。這是因為楊英風21歲時利用暑假前往山西大同雲崗石窟，驚懾于中國佛像雕刻的莊嚴與恢宏，楊英風從中“學到不少東西，最重要的領悟就是‘回到中國’的這個大主題的尋覓和徹悟。”——這是他第一次對中國文化發自內心的感動。自此在“魏晉美學”的影響下不僅與“佛教雕刻”結下了不解之緣，更重要的是將這一美學思想帶入各個領域的創作之中，將生命的、生態的、生活的美融入到時代的肌體之中，為20世紀中期之後的台灣藝術帶來了時尚的古風。
帶給楊英風一生以重大影響的第二次感動，是從1963年到了歐洲之後，寓居歐洲3年，目中所見與心中所想完成了他心靈的洗禮，在佛教思想的影響下，在歷史與現實的比較中，經過一段“無形”的時期走到了“抽象”的迷茫和徬徨，楊英風進入到一種新的“寫實”和新的“具象”之中，卻和原有的“寫實”和“具象”又完全不同。而支撐這一轉變的則是他骨髓中的東方美學體系。不同於他人的是，他在現代藝術的思潮中沒有迷失于觀念，在羅馬的行旅中也沒有迷失于西方，反而更堅定地“回到中國”。
可以説，“回到中國”是楊英風一生成就的基礎，從代表性的鳳凰題材和佛教主題，到基於中國傳統的景觀設計，他“循著自己民族的經路，探索著時代的動因，表現了‘心眼’所見”，為台灣造就了時代的藝術景觀，也改變了台灣的藝術生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