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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廣義
黃專
文：萇萇
10月17日，由黃專策劃的“國家遺産”展在深圳OCT當代藝術中心開幕，參展藝術家有王廣義、汪建偉、盧昊、隋建國和曾力，他們分別從不同的角度去表現對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思考。這一展覽是“國家遺産：一項關於視覺政治史的研究”項目的一部分，今年上半年在英國曼徹斯特舉行過，因為曼徹斯特的學者覺得兩地人在現代化進程中所感受到的挫折等等，有很多類似的情緒。同時，一個囊括了哲學、法學、城市規劃學、社會學、人類學、藝術史學等多個學科的學者參加的研討會在中心舉行，這個組合意味著主辦者打破學術邊界的意願。
無論是策展人還是藝術家，他們在當代藝術領域幹了這麼多年，如今在思考什麼？這是出發去看展覽時想要了解的問題。什麼叫“國家”？什麼叫“國家意識”?“國家遺産”指什麼? 藝術圈很少有人提出這些涉及基本立場的具體問題，這也是想從展覽中知道的。然而，展覽本身並不能給我直接的答案。黃專在序言裏寫到，“中國藝術家只有對國家概念的演化有一種基本認識，才有可能在創作時會有跟西方人不一樣的方式，找到我們自己的問題和思維角度。”，一些作品以前曾經在藝術家的個展中出現過，這次放在這個作品中，儘管表面看上去和題目有邏輯性（“國家遺産”不可否認具有巨大包容性），但策展人真正是怎樣想的？黃專告訴我們，展覽本來不是為解決具體的問題設置的。這個展覽有種倣歷史學的性質，但你很難把它當成歷史學的研究，它的書既不像一個理論著作，也不像是一個藝術畫冊，也不像僅僅是個資料蒐集，但正是這個幾不像，使它構成了一個可以談論的展覽。
與這次展覽一起推出的《國家遺産：一項關於視覺政治史的研究》，是一本厚達500多頁的中英文學術專著。裏面有約翰•海雅特的《革命的孩子們》，汪暉專為這次展覽修改的他的90年代的一篇稿件《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等，當然還有藝術家的闡釋和深入訪談。我看到的是多種藝術和文化元素的混合物，有思想深度，但並不是化合物。在經歷了一整天的會議和採訪後，在華僑城的露天咖啡座——深圳此時氣候宜人，如北方的夏末，黃專和王廣義面對我們展開的談話，漸漸深入到他們價值的核心。他們並不打算尋找答案，那並非他們不能夠，而是生命的本質就是如此。
非陽光下的命題
Hi藝術=Hi 王廣義=王 黃專=黃
Hi：今天會上你沒發言，為什麼？
王：今天會上我特別失語，我就想我是什麼樣的人。我忽然想明白，對我來言，在小範圍的聚會上，各種線索交叉混亂的時候，我可以説出很華彩的東西，但是坐在那兒很正式地討論，要符合極其線性的邏輯的時候，我突然沒感覺了。要介紹我的作品，我都不知道説什麼。
黃：他是靠機鋒表達的。不了解他的人，完全不知道他説什麼。他就是這種思維。我覺得這是一種語言性格，像我倆談展覽也有很多爭論，我們的邏輯也不一定真邏輯，但已經習慣這麼説了。
Hi：現在能講講你的那件作品了麼(長春一汽生産的紅旗－金龍轎車等比大小的模型)?
王：骨子裏我對王權是崇拜的。
Hi：這我不敢寫，政治不正確啊。
黃：他不是一種政治立場，而是一種性格立場。可能政治上，他也喜歡民主，但就像我們崇拜英雄一樣，你不能説崇拜英雄的人就是好戰的人。
王：這個車最初是響應毛的動議“走向工業革命”做出來的。但工人在實現它的時候，卻揉進了對王權的崇拜，你看它那個名字“金龍”，就一覽無遺。在我內心當中，這是和我最相關的。我就回想我走到現在，還是小時候的經歷的影響最大。當代藝術呈現的精神，有的是在陽光下討論極權，對人類進步有意義，但我還是喜歡更內心的，這個能讓我産生幻覺。
Hi：陽光下的命題是指什麼？
王：那些具有政治正確性的命題，對我來説，都是陽光下的命題。陽光下的命題不能引起我現在創作的慾望。別人可能用陽光下的命題來描述我的作品，但我內心感受真和那個沒關係。就這個作品而言，對王權崇拜，是能讓我興奮的。藝術家創作的理由我覺得還是挺奇怪的一個東西。在一個很陽光的環境裏，我特別沒感覺。
Hi：那這個作品和主題是怎樣一個關係呢？
黃：這個展覽按照主流意義評判應該是個很糟糕的模式，因為它犯了三個忌，其中一個忌就是“主題先行。”它強姦了很多作品，犧牲了很多作品。
王：但另一方面説，是藝術家自覺地接受了一種強權模式。
黃：但這是從消極的方面來講，它的積極意義是，我選擇這些作品我還是有一個標準。就是被選擇的作品存在某種中立性，某種去立場化的東西，有某種開放性。就是因為它們不是為這個展覽做的，而有某種可以拿來用的東西。比如汪建偉對於觀禮臺的研究搞了好幾年，可能就是他自己藝術本能的興趣，和廣義的王權性是一樣的。我和他聊了以後，讓他給個方案，他説沒有方案，但我就覺得這件作品有我需要的性格。這件作品放在這個空間，和在他的個展上呈現的邏輯完全不一樣。説藝術家服從這個展覽只是字面上的一種表述，它也是朋友聊天聊出來的，既不是利益的産物，也不是服從的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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