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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陳履安發表《館藏的利用要尊重資源的價值》一文，提出“該不該將這些未鑒定的歷代繪畫拿出來公開展出，尤其是面對還不具有判別能力的大學生”這個核心問題。
時隔不久，到任僅一個多月的王潢生發表文章《遵從美術館規範進行藏品研究利用》，回應道：“這次展覽特設了‘秘畫’這樣的板塊，在這一板塊中的古代作品是‘存疑’的，特別要求‘觀者慎審之’，在作品的説明牌上也特別註明‘傳’，尚有存疑的標示不言而喻。這是作為博物館應該有的一種嚴謹的學術態度。至於在這樣的基本態度底下，還存在其他一些值得質疑和探討的問題，那是屬於更進一步的學術研究範疇了。”
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王潢生明確否認“誤導觀眾的可能性”：“我覺得只要標明，應該是不會誤導的。一件不真實的作品，如果沒有標明是存疑，那你去欣賞它，可能是有問題的；如果一件作品標明瞭是存疑的，公眾怎麼看是公眾的事了。也許大家會看出以前專家的鑒定走眼的地方，也許大家會看出這些作品傳遞出的另外一些資訊。不是説有問題就不能拿出來。”
在另一個場合，中國美術館館長范迪安對“秘畫”的價值提出了寬鬆而富有新意的理解：“即使不是所傳的那個畫家所畫，而是與之同時代的人托其名而作，流傳到現在，顯而易見也有它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即使同代人的臨倣之作，也記錄了當時人對時代大家的氣息的理解和運用，也很有研究價值。”范迪安補充説，不怕畫有“問題”，“問題”最好的出路是變成大家探討的課題。
爭議之二：這是不是一個“遊戲”？
事實上，據記者多方了解，“秘畫”的件數在展覽過程中悄然變動：先是其中兩幅傳為南宋趙伯駒的《長江萬里圖》和傳為明仇英的《百美圖》在爭議中撤下；而後，原本鑒定為真跡的明朱耷的《墨荷》因質疑為偽的呼聲太大，竟無奈加入了“秘畫”行列。
記者問王潢生：“這是不是一個‘遊戲’？一個美術館和觀眾發生互動的實驗行為？”
“我覺得這完全不是遊戲，這也沒有必要去做遊戲。是非常嚴肅的事，是讓大家來參與鑒定。”王潢生回答説，“作為當代博物館來講，往往要避免讓觀眾成為被動接受的對象。當代的博物館往往鼓勵觀眾有獨立參與互動的意識。現當代的藝術作品並不是告訴你這件藝術作品説明什麼問題，而是讓觀眾自己去發現問題。”
然而，用古畫替代現當代藝術作品來做互動，畢竟是有實驗性質的，王潢生沒有否認這一點。他説：“這種實驗性質是我們用了一種開放的學術態度，來鼓勵觀眾積極參與。”
王潢生對本報記者透露：“比如唐代那幅刁光胤的作品，絕對不可能是真的，但是原來題簽上就這樣寫，所以我們標上‘(傳)’；還有巨然的一個畫像，一看頂多是明清時候畫的，但這卷畫上題的是‘北宋’，所以我們也標明是‘(傳)’。我想這些提示資訊，在進門那地方已經寫明，就是要‘詳審’，這也是策劃展覽的一個策略吧。”
爭議之三：從倉庫裏出來直接上墻？
王潢生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現出某種無奈：“整個展覽裏面有相當部分是非常好的藝術品，如仇英、沈周的畫；可是一些有爭議的作品更多地吸引了大家。院藏的歷代繪畫作品，其中相當部分在1990年代曾經故宮博物院和中央美院的專家鑒定，並作了級別分類，也指出了其中存疑的部分，之後還選出部分作品出版了院藏作品集，這次展出的藏品也多依據那次鑒定的結果。”
為求證此事，本報記者近日採訪了曾任中央美院副院長的范迪安。范迪安回憶説，10餘年前，中央美術學院和故宮博物院以及其他一些藝術機構聯辦了一個“明清繪畫透析”大型研討會，確實對中央美院美術館館藏書畫進行過初步的學術梳理。
“我知道中央美院館藏的中國古代繪畫的這一部分內容是非常有能量的，不過我還沒看這個展覽，不知道是不是同一批畫。”范迪安説，“但是我想，如果這個展覽是有益於感染公眾參與熱情的，那倒是一個不錯的主題，一個新穎的方式。前提是必須對這些還沒有經過確認的古代作品來進行説明。”
讓王潢生遺憾的是，此次展覽確實過於倉促，留下了許多令人詬病之處，例如靳尚誼對作品的擺放方式過於粗糙的不滿和對展覽空間的設計利用不合理的不滿等。而王潢生指出了更多的不足：“其實作品剛展出兩三天的時候，我就找過主管財務的院長，提出必須向上級申請一筆錢來修復這些畫。我個人覺得這次暴露出來最大的問題是裝裱和保護措施。這批畫裏皺得厲害的、瀕臨損壞的，我們都撤掉了。”
王潢生説：“做一個展覽可以簡單地做也可以很精緻地做，像這樣的展覽國外一般要用兩三年時間準備，而我們這次只用了三五個月。如果有充分的時間，這些存疑的作品都應該有很好的文字表述。每件作品都應該有一段文字表述，包括對作者的介紹、風格的描述、存疑的説法等背景資料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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