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可染是兩個苦人兒。我母親在戰爭年代因在河灘洗衣感染了破傷風，一天后過世，父親因此雙目失明。家中有3歲小妹、5歲的三妹、7歲的弟弟，大姐只好外出找工作養家。家遭幾次轟炸，赤貧無依，我是靠國家貸款上完藝專的。可染出生在一窮二白三無文化的家庭。他父親先是打漁為生，娶了賣青菜人家的女兒為妻，勤勞持家，開個小飯舖。因父親早亡，飯舖只好停業，姐妹又多，可染16歲即擔起供養全家10余口人的擔子。抗日戰爭開始，他投奔武漢周恩來同志領導的三廳進行抗日宣傳工作。武漢失守、長沙大火，周恩來同志帶領他們行軍撤離長沙，轉移到桂林、貴陽，最後到重慶。因長途跋涉，除身上穿的，他所剩無幾。後又得知妻子病故，貧病交加，患高血壓、失眠等症——幾乎自身難保。
我同可染的妹妹李畹是同學加好友，因此與他相識。那時他病得骨瘦如柴，手拄拐杖，走起路來搖搖晃晃。1944年初，我們結婚後才了解他的實情——全身紅點，瘦得只有一層皮，肋骨腿骨看得清清楚楚。我心酸難忍，但不敢告訴他妹妹，因為她還要靠哥哥幫助生活，如知此情況怕她不願張口。當時我想，今後一定要在事業上扶助他並把他的身體調理好。因為在戰爭年代結婚，老人都不在身邊，李超士教授做我的主婚人，林風眠院長為可染的主婚人，劉開渠是我倆的證婚人。結婚當天一起吃了頓飯，沒有今天什麼幾大件。借了學校的木本色的單人床、一塊畫板和兩把高腿條凳，借到了學校附近老鄉堆草的一間屋，又向老鄉借了一張桌面有裂縫、四腿會搖晃的方桌，一把窄的條凳。房子是土打的，地面墻面都七高八低。為表示為新房，我和李畹買了掃把和石灰，把墻刷了一下。不刷還好，一刷更花了，但是意思到了，是新房，再沒有別的了，幸好我們有兩雙手。
我們倆都是舊中國的目睹者，舊社會的見證人，戰爭年代的倖存者。我們倆又都是文化人，唯一的想法是如何為自己苦難的國家做些什麼。
1949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豪言壯語，令全國人民無比激動。可染更下定決心全身投入到中國畫改革的工作中，用自己的成績為國家和民族在世界上爭得應有的尊重。我尊重他那種艱苦奮鬥、謙虛求實的精神。他對知識的渴求似貪吃的饕餮，無止境。學生時代，可染進了圖書館就廢寢忘食，中午吃飯時請管理員把他反鎖在裏面。為了在事業的探索中獲得更大的自由、攀登高峰，他加強基本功修養；拜師求教，不斷加深自身素質，一生不輟。晚年他篆刻了一枚印章“白髮學童”。
可染改革中國畫的工作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因為中國畫是我們的國粹，要想改革和發展，不花大力氣是不行的，甚至用一生的精力還不夠。文化事業的發展，需要更多的人參與，一棒接一棒、一代接一代傳下去，如不能堅持到底，可能一無所得。可染深有體會，他説他一生沒有做過好夢，經常從噩夢中驚醒。在高的階梯上想再上一層太不容易了。他曾經有一印語“峰高無坦途”。後來，家鄉徐州為可染百週年搞活動，我寫了兩句話：“曆盡難辛闖四難，只為弘揚民族魂。”我敬仰可染，更因為他愛祖國愛人民的情操，對自己民族文化的熱愛和執著，對藝術精益求精的精神。所以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半個世紀及他去世後的20年中，我為實現他的理想而努力工作，從沒有一天停止。
1989年，可染猝然辭世，沒有留下遺言。他的那部分遺産，今按繼承法由法院分割處理了。惜！但我不能屈了他的一片愛國之心。今天把屬於我的這一部分作品，作為可染和我及三個子女李小可、李庚、李珠的心意共同捐獻給國家以籌建李可染藝術館。
我希望正如馮遠同志在可染百年活動中説的：“李可染的藝術好比一口很深的井，越往下挖越有東西。”最近韋江凡因腦血栓在醫院住了半年，剛出院回家，即給我來了個電話，激動地説：“可染先生常對同學們説，你們挖井，不能東一下、西一下，要深挖下去。”韋江凡説：“這次我在醫院看到可染百年畫集，越看越覺得可染先生人物畫這口井、山水畫這口井挖得多深呀！”我非常感謝！北京美術館的建成，會使這批作品便於廣大書畫愛好者探討研究，為後來者、外來者了解20世紀中國文化起到橋梁作用，為深挖中國文化這口井盡一點力。
無錫梅園（國畫） 李可染
維族老人肖像（水彩） 李可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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