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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慶的花鳥畫作品，具有自己創新的個性鮮明的筆墨、色彩語言。他的繪畫造型元素是從他經驗的大自然花鳥世界中感悟得來並以審美的視覺形式傳達的。他被大自然花鳥的真實生命所吸引和感動，於是才有了對這種生命呼喚的創作的真實回應，構成了他花鳥畫作品的深遠審美境界。
伯慶的花鳥畫作品構圖豐滿，細密謹嚴，一去傳統的折枝畫法，給人以視覺的張力和感染力。這種構圖有助於表現出花鳥生存于大自然的大環境，彰顯出畫面的闊大氣象。正如古人所言：“大都畫法，以佈置意象為第一” ，“章法者，以一幅之大勢而言。……大勢既定，一花一葉，亦有章法。……花間集鳥，必在空枝。縱有化裁，不離規矩。”伯慶深諳中國傳統花鳥畫的這些構圖之理，作品繁細而不窒塞，疏密相用，氣韻貫通，十分講究佈局的開闔、收放，有力地增強了畫面的空間深邃感。尤其是對方構圖的運用，撐滿畫面四邊四角，使畫內的大自然景物向畫外延伸，氣勢相承接，擴展了大自然花鳥的茫茫空間。這種包圍式佈局和結構，儼然如潘天壽先生所揭示的：“畫事之佈置，須注意四邊，更須注意四角。”“置陳布勢，要得畫內之景，兼要得畫外之景。”由此也可以見出伯慶花鳥畫作品構圖的內蘊和特點。
“以意用色”是伯慶花鳥畫作品色彩運用的顯著特徵。這裡講的“意”，是思想、情感和內容。既是畫家之意，也是物象之意。從美學的角度説，“意”是指作為繪畫元素的色彩之外所含有的審美意蘊。“以意用色”是根據畫家之意和物象之意的需要而運用色彩，強調“意”的作用，色彩也具有了畫家濃郁的情感因素。潘天壽先生説：“畫中之形色，孕育于自然之形色；然畫中之形色，又非自然之形色也。”實際上這也揭示了“以意用色”的真諦。伯慶經常深入大自然曠野，悉心觀察野薔薇花的生長形態和特徵，筆下多有表現，但畫每幅野薔薇花，所用色彩或隨“類”而賦，或隨“意”而賦，以求色彩表現的豐富和變化。例如，除畫綠色調的野薔薇外，還用石青畫滿幅藍色調的野薔薇，色彩洋氣、誇張，奪人眼球，給人以迥然不同的審美感受。從伯慶的花鳥畫作品可以看到，他善於將固有色、環境色、空間色、光源色與感情色、象徵色協調、統一于一個基調，作為作品的一個色彩整體來考慮。尤其注意把光引進作品，通過光的作用使色彩的跳動表現出大自然的時空感。簡言之，伯慶花鳥畫創作的色彩運用，適應了現代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的需要，體現出花鳥畫色彩學的獨立構建價值，是中國傳統花鳥畫走向現代的一種有意義的探索。
如果説，伯慶用他的繪畫語言對大自然花鳥的生命進行了生動的抒寫，那麼，將他的作品歸入“大自然花鳥畫”的創作則是應有之義。
“大自然花鳥畫”是我幾年前針對傳統文人墨戲、君子畫和折枝花鳥而提出的。它並非是對這些傳統創作的否定、拒斥和顛覆，而是對其進行的一種反思、糾偏和重構。它不是花鳥畫創作的轉向，而是花鳥畫創作的深化。
“大自然花鳥畫”是當代“後工業化社會”人們（包括畫家）對自然精神訴求的反映，是對人類回歸自然、花鳥回歸自然的自然之魂訴求的確認，是對大自然花鳥生命本身具有獨立品格和審美價值的認同。簡言之，是對花鳥畫創作的一種特徵強調、一種功能描述。
伯慶筆下的《春曉圖》、《夏露圖》、《秋艷圖》和《冬酣圖》等系列作品，向我們展現了一幅幅生動迷人的大自然花鳥世界。透過這些作品，我們看到了生存于山野、叢林、湖沼的花鳥生命狀態，體悟到大自然的花鳥彰顯的才是天地之“大美”。在我看來，只要從對花鳥與自然山水的分離式審美轉變為親和式審美，我們就能解讀到“大自然花鳥畫”所具有的鮮明審美特徵，尋找到中國花鳥畫現代性發展的路徑。
（作者曾任《江蘇畫刊》副主編、《東方書畫》主編。現任江蘇省美學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美術理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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