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詩意的棲居者
從海德格爾的角度看余春明的民居畫
劉禹
海德格爾有一句對世人的召喚幾乎已經達到了路人皆知的程度:人，應該詩意地棲居……
但這一指令似的召喚只是指出了人應該去做什麼，僅指出了目標而沒有提供行走的路線，卻讓繁忙的世人在這句過於抽象的指命面前更為手足無措，因為何為詩意的棲居，如何居才算是詩意地棲居，在這句簡明的號召裏難覓蹤跡。然而，這位20世紀最偉大的哲人怎麼可能只設置一個不可企及的目標難為世人而不給他提供方法呢？偉大的哲學家天賦的身份畢竟不是設置障礙者，而是傳授者和引領者。其實，讀者只要細心閱讀海德格爾就會發現，他的全部哲學著作幾乎就是一幅走向這種詩意棲居的地圖，或者是一部方法論大全。而這些林林總總的方法卻可能只是同一主題的不同變奏。（佛法有八萬四千種法門，終極目標只有一個：開悟。）作為一個單獨的尋路者，總會在這繁複的蹤跡中找到一條適合的途徑。這就像一片森林，籠統地看上去，儼然一塊凝固的熔岩，但對勤勞的獵人永遠會發現不只一條通向勝境的“林中路”。
如何做到詩意的棲居，海德格爾為世人也不只指示一條出路，但在其謹嚴的言論中有一句告誡既精確又確實：“讓主體成為存在的居所。”這句看似詭計的巧語卻不知包含這位偉大哲人經過多少暗夜淘洗的智慧和沉痛思慮。在實用技術越來越昌盛的今朝，世人對人居關係的定位也越來越實用化，人住在房子中，房子為人居而設，這些常識當然沒有錯誤，但如果把人居關係僅僅認為如此而已，則絕對是對人居關係的窄化和束縛，如果僅僅把人居關係以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框定，則是嚴重的疏忽，因為在更為本真的意義上講，不只是人住在房子中，房子也住在人中，這絕非故做綺語。其實，人對人居關係的詩意追求是普遍和久遠的，這從幾句已成僵屍的常用語可見一斑，比如：祖國在我心中、西班牙在我心中、安全在我心中。這已然説明：不但祖國是我的居所，我也是祖國的居所，不但祖國沒了我無以寄身，如果我不存在，祖國也無處存在。而在這非對稱的關係中，人對人居關係的把握應更為側重人對居的主導地位，主體應成為存在的居所，則非相反，讓主體茍且寄身在建築物中。
近讀余春明畫冊《中國民居繪畫精品選》，對畫作中直覺與理性的均衡運作深有感觸，而對其把人居關係從實用主義的層面超拔出來，以濃重的詩意關係灌注其中的繪畫作品則可謂深為震撼。
“求道日損。”多年來余春明通過自己的藝術實踐漸進式成為了這樣的主體，他擯棄了世俗的誘惑與羈絆，排空體內的雜染，孤獨地走在一條“萬徑人蹤滅”的險途，他不斷地趨向老子講的境界：“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牖以為空，當其無，有室之用。”千千萬萬個“日損”之夜，漸漸使他能遊刃于無何有之鄉，當他面對故鄉土地上的任何一座老宅、廟宇、亭臺、樓閣時，這些建築物不再僅僅是人體這個人之軀殼的簡單居所式遮蓋物，他做到了以詩意的關係倒轉人與居的實用關係，在他的畫筆下，那些經過難以計算的晦暗歲月和劫難倖存下來的古老建築物成為他看護的存在，人（主體）不再是那些居所（房子、建築）的寄生物，主體（人）不再是這些居所茫茫然、懵懂懂地存身於這些居所（房子、建築）之中，相反，他使主體（人本身——他自己）成為存在（大地上的一切，不僅包括這些表情豐富的古老建築，甚至也包括日月山川）的居所。因為，這些星散在故國土地上的、充滿了莫名來歷和面孔的民居已不再是他的身外之物，他以澄明的心與眼把它們邀入自己的身心之內，使之成為自己的主體之物，使自身成為承載它們的空靈器皿和看護者。
因此，觀賞他的畫，人們很容易被其濃烈的物我兩忘的詩意感染、打動，但也易使一些心靈承受力較弱的觀者感到壓抑、痛苦，在其博大與空寂前顫慄。這些反應是自然的，但對這些自然反應只能説是對畫作的淺層次的生理回應，從美學欣賞的角度上講，這種對藝術的介入僅僅觸及了作品的皮毛，尤其對余春明的畫作，這種方式的介入離其作品的精髓則有十萬八千里之遙。因為余春明曾不斷地聲明，他的藝術是以對精神世界高層次的探索為旨歸，“我追求理性與知覺在高層次上的融合”，“繪畫首先是創造一種秩序，並以此來傳達一種感覺，嚴謹而獨特的‘秩序’將使作品流芳千古；其次是揭示一種意義，相同的意義用不同的形式去表現，或相同的形式表達不同的意義，都是值得探索的事情。”作為一個以形象表達思想、惜墨如金的藝術家，這些聲明的提示作用應該足以讓觀者明瞭：何以我們常常在他那些肅然的畫作前産生庸常日子裏少有的感覺——隱隱的恐懼和顫慄，何以他僅僅畫了一作老宅的天井，卻讓我們産生一種壁立千尺的錯覺，這大概都基於他對藝術的崇高精神的要求，這種精神趨向使他不能僅僅滿足對表現物的摹寫和抄錄，他要把自己參悟到的秩序和意義灌注進作品中，而這種久違了的精神力量著實會讓煩忙於世的眾生感到陌生和沉重，油然而生懼意。
目前，由於余春明的畫作先天的題材所限，對其作品進行大半是民俗學、人類學、建築學，純美術的關注，當人們僅僅從這些角度體會他的作品時，又常常感到意猶未盡，總好似狐疑作品內涵的神秘力量還未被觸及，有一道門還沒敞開。聯想到余春明對門及門上的裂縫情有獨鍾，觀賞者是否有所啟發，也許還有其他的途徑使我們能對這些畫作有更深的認知，或使我們與其産生更契合的共鳴。筆者認為，嘗試用海德格爾的存在哲學的方法對這些作品的更深層次進行賞讀未嘗不是一條可取之路。眾所週知，海德格爾作為一個獨立的思想者套用余春明的話來講，在西方的形而上學體系中，基本上屬於一個游離出本體的個體思想家，而他對人居關係的冥想與把握，受益於東方思想之處多不勝舉，“天人合一”、“泰然處之”這些基本理念幾乎貫穿了他整個的思想歷程，尤其在其晚期的成熟思想中更是根深蒂固，而余春明則很早就去了西方，成為了一個游離出本體的個體藝術性家，在與其他文化主體的不斷碰撞中和全球性的時代藝術的語境中，在域外完成了使自己的藝術成熟的淬火期，而其根卻片刻未離棄他生於斯的東方土地，並且越扎越深，這不僅體現在十幾年間不斷回國采風寫生，更瀰漫在其思想與靈魂的生長中。
假如説，海德格爾的哲學是從西方向東方修築的一座溝通之橋，那麼余春明的畫作則不失為一座從東方伸向西方的接迎之橋，而它們的榫合點恰巧是對人居關係的深度把握。
眼下，對余春明的民居繪畫的研究和賞析，多從視覺藝術，比如建築畫、界畫這些瑣碎具體專業的細節，或從人類文化學的角度入手，這些研究已取得了不少有趣結果，而對余春明藝術的哲學精神，他至為關注的理性價值乏有論説，其實有意者不妨嘗試以海德格爾研究凡•高《農鞋》的方法為參考，對余春明的畫作進行細讀，或許會發現其未被開掘的精神價值，省去枝枝末末問題上的糾纏、流連，應該是對余春明——這位詩意的棲居者可採納的一種理性態度。言及此，筆者不由地聯想到《壇經》裏那句令六祖頓悟的名句：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