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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墉書法
咸豐十一年七月初一夜裏，曾國藩兩次夢見乾隆朝大學士劉墉。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記道：“二更四點睡。潘弁值日。夢劉石庵先生，與之暢談數日。四更因瘡癢，手不停爬。五更復成夢，又夢劉石庵，仿佛若在行役者，説話頗多，但未及作字之法。”同治七年八月初四夜他又一次夢見劉墉：“二更三點睡，夢劉文清公，與之週旋良久，説話甚多，都不記憶，惟記問其作字果用純羊毫乎，抑用純紫毫乎？文清答以某年到某處道員之任，曾好寫某店水筆。夢中記其店名甚確，醒後亦忘之矣。”
“劉石庵”、“劉文清公”，指的都是劉墉。曾氏一連三次鄭重其事地記下夢中與人見面情形及談話內容，這種情況在他的日記中極為少見。他為什麼對劉墉如此情有獨鍾呢？這並非因為劉墉地位高名氣大，更非因為劉墉生前逸事趣聞多，而是因為劉墉是曾氏心目中極為推崇的書法大家。咸豐年間的夢話中沒有談到作字之法，從日記的字裏行間來看，曾氏頗有憾意。同治年間的夢境裏，他似乎在著意補救，細問劉平日寫字，到底是用純羊毫還是純紫毫，甚至説到了哪家店裏的筆好，只可惜忘記了店名。揣摩曾氏的心情，若未忘記，好像他會尋找這家店去買筆似的。這三番夢境，尤其是第三次，真是活靈活現地顯示出曾氏對書家劉墉的崇敬之心。
曾氏看重寫字，故而他關心劉墉的用筆。當年，身在京師的他常常買筆寄筆。他家中四個弟弟用的筆，大部分是他在京城買的。他的一些京外朋友，也常常獲贈他寄的筆。道光廿四年十二月十八日，曾氏在給諸弟的信中寫道：“去年樹堂所寄之筆，亦我親手買者。春光醉，目前每支大錢五百文，實不能再寄。”此信為我們提供了兩個關於筆的寶貴史料：一是當時北京城裏有一種名字叫春光醉的好筆，二是這種筆每支要賣大錢五百文。五百文錢是個什麼概念呢？曾氏有封家信裏説過這樣的話：“朱堯階每年贈谷四十石……小鬥四十石不過值錢四十千。”（道光廿六年正月初三稟父母）由此可見，小鬥一石值錢一千文。一支春光醉的毛筆與半石谷相當，的確價格不菲。曾氏當時只是一個從五品小京官，年薪不過八十兩銀子，難怪他“不能再寄”。
曾氏長期供職翰林院。翰林乃皇帝的文學侍從，把字寫好，是他的本職工作。曾氏看重寫字，固然有此種緣故在內，但更重要的是他酷愛書法藝術。從傳世的家書和日記中，可知他曾經下過大力氣臨帖摹帖，對古今書法涉獵甚廣，鑽研頗深。他早年能寫一筆端秀的楷書；中年之後的行書，筆勢剛硬陡峭，結體凝重謹飭，自成一家。在他的教育和影響下，他的弟弟國荃、兒子紀澤都寫得一手好字。在今人編輯的清代書法家名錄上，他們都佔有一席之地。曾氏的後半生是在戎馬倥傯的軍營中度過的。軍旅生活既緊張又枯燥，幾乎沒有什麼娛樂活動。偶爾看到古代名家的書法作品，則給他帶來片時的愉悅。有人於是投其所好，主動送來前人書法中的珍品極品。對這些珍稀，儘管他心裏十分喜愛，卻不肯收受。咸豐十一年正月廿二日，他的日記裏記載這樣一件事：安徽休寧縣令送給他一本王羲之字帖，收藏家已鑒定為宋代淳化祖本，而且係唐代所刻。曾氏説此帖“神采奕奕，如神龍矯變，不可方物，實為希世至寶。余行年五十有一，得見此奇，可為眼福”。他觀賞了一會兒後，依舊退還給主人，並在日記中寫下“世間尤物不敢妄取”八個字。這八個字常常令我想起，感慨良多。古往今來，有多少聰明能幹之人，恰恰就敗在妄取尤物之上！
在清朝前輩書法名家中，曾氏最為敬重的就是這個令他魂牽夢繞的劉墉。他認為劉墉是有清一代真正的書法大家。對於大家，曾氏有他的判定標準。他説大家的作品，應該無論是外在的面貌，還是內裏的精神，都要與別人完全不同。清代的張得天、何義門雖是有名的書法家，但他們的字未能形成自己的面貌特色，故不能稱之為大家，只有“如劉石庵之貌異神異，乃可推為大家”。
劉墉的字用墨厚重，貌豐骨勁，個性鮮明。曾氏時常面對其書法作品諦視把玩，從中悟出不少藝術精義。咸豐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他在日記中記下自己觀賞劉墉字帖的體會：“看劉文清公《清愛堂帖》，略得其沖淡自然之趣，方悟文人技藝佳境有二：曰雄奇，曰淡遠。作文然，作詩然，作字亦然。若能含雄奇于淡遠之中，尤為可貴。”
“含雄奇于淡遠之中”，這句話説得多好！這是一個美學命題，道出藝術的極高境界。同時，它也是一個哲學命題，揭示出人生的極高境界。曾氏第二次出山後，一改過去矯枉過正、雷厲風行的辦事作風，而奉行寓剛于柔、內方外圓的儒道互補的理念。其晚年的人生境界，則更近於爐火純青。不可否認，長期的書法藝術熏陶，對他進入化境也起了重要的輔導作用。
曾國藩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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