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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虹：雙年展的形式本身沒有問題。
雙年展就是舉辦展覽的一種方式而已，你可以用這種方式做很好的展覽，也可以用這種方式做不好的展覽，所以這個展覽方式本身並沒有什麼問題，要看策展人、藝術家怎麼去做。
中國的雙年展，就目前來看，從四方面談：
第一個，從投資方來説，一般資金的投入都沒有國外的投資量大。
第二個，大部分做得比較倉促，不像國外有很充分的時間來慢慢的推敲作品。包括深圳也是這樣的，我們申請經費很早就開始，結果經費批下來的時候時間已經很短了。然後我們再要求藝術家，實際上就是做得太快了，缺乏推敲。
第三個，我們社會的問題就是“太快了”。如果我們經費很充足，讓策展人有充分的時間來策展，也給藝術家很充足的時間進行創作，這個問題是可以很好的解決。
第四個，就是學術方面的因素。策展人能不能敏感的把握住中國當代文化中很重要的問題和當代藝術發展中重要的趨勢，這個也很重要。你要給他很充足的時間，他一定有這個能力。我覺得中國還是有很多很優秀的藝術批評家，他們是可以做到的，但是要給他們充分的條件。也可能因為藝術家參展太多，我們約的時間又短，所以他都窮于應付。
所以一個展覽好不好，不是一個因素的問題，其實還有各方面的問題。就中國整體而言，還是存在這四個方面的原因。包括上海雙年展，我知道經費籌備也是很困難的。
楊衛：藝術改變不了什麼
藝術對社會不會有太大的作用，藝術改變不了什麼東西。藝術只是在藝術語言的一個範圍內把社會問題帶到藝術本身的思考範疇裏面，但對社會是沒有什麼改變的。
我對上海雙年展不是很了解，包括他們的學術主題都不是很了解。但是我想，他們肯定是基於現在藝術發展的一些現狀考慮的。關於對藝術的發展有沒有影響，我想“雙年展”的影響越來越小了。因為現在不像過去，過去的展覽很少，現在的展覽越來越多，更多的一些展覽是分佈在小型的空間裏面裏面，是真正提出具體的藝術問題的展覽，他們的影響法反而會更大一些。這些大型展覽只是在一個社會層面上和藝術形態上提出一個問題，事實上真正有促進作用的展覽是那些小型的展覽。
鮑棟：雙年展已經被神化。
雙年展更多的是圈內人的自娛自樂，是策展人和藝術家的舞臺。現在很難預計以後會怎麼樣，但是我認為“雙年展”只是一種展覽類型，未必非得做 “雙年展”不可。“雙年展”從90年代中後期的時候出現，到現在，這個模式已經被神話了。人們感覺參加了“雙年展”的藝術家就是一個成功的藝術家。因為這種心態在後面作祟，使得大家把“雙年展”看成了非常重要的一個現象。
“雙年展”作為一個模式未必不可，當然可以繼續做下去。可是，就目前來看“雙年展”、“三年展”並沒有真正對社會産生多大的影響。我就以今年的兩個重要的展覽舉例子，今年的“上海雙年展”的主題是“快城快客”，“廣州三年展”的主題是“與後殖民説再見”。從評論的角度來看，“上海雙年展”的《快城快客》肯定是和城市化進程有關係的，是和上海大都市的發展相關的。從它的主題來看是不錯的，但是從它推出的藝術家名單來看，很多藝術家沒有關注“快城快客”主題的能力，所以存在著一定的言行不一。廣州三年展也是這樣的情況，實際上“與後殖民説再見”是一個很重要的學術問題。在文化理論領域裏面，“後殖民問題”是一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問題，是可以納入到學術框架裏面討論的一種社會存在的事實。我不知道這些藝術家能不能達到真正的“與後殖民説再見”，或者起碼是能感覺到“後殖民的問題”。 所以，單從主題上來看很難判斷一個展覽的好壞。主題更多的是策展人的學術主張和他的學術立場和方向所帶來的。
盧昊：這段時間的雙年展可以收一收
上海雙年展很有意思。這次上海雙年展讓藝術家做一個工作，就是藝術家可以寫一部分文字，轉述自己的創作思想，也可以回答他的十個問題來。其中有一條很有意思，他問我：“你最鄙視的是什麼？”我説：“我最鄙視的是我自己。因為有的時候我不得不與我從來不知道的偉大藝術家在一起參加展覽。”這是我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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