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雕塑”的學理解讀，可得知以下資訊：又稱雕刻，是雕、刻、塑三種創制方法的總稱，也是材料方式的特定指代。而用上述方式完成的作品，幾乎貫穿了人類文明進程的各個階段，也成為文明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從古希臘、羅馬的雕刻作品中，從漢唐遺存的大量作品中，均不難找到很好的學理物證。新中國成立後，本土的在前蘇聯老大哥的經驗和技術平臺上發展起來的“雕塑”，有了較為完整的體系框架，並從專業學院入手，形成教、學、産連結有序的本土模式。當然，那些傳承有序的傳統民間雕刻，也在持續發生著文化積累作用，在此暫不討論。雖然這種堪稱中國特色的模式帶有較大的片面性，甚至其僵化的教學理念存在著有損藝術本質的嫌疑，但客觀地説，在半個世紀並不順暢的發展積累中，從學院裏走出了一批批為數可觀的“雕塑”人材，已成為本土的藝術力量中堅。這期間，優勝劣汰的法則作用，和現當代藝術的深度影響，使得一部分留下，一部分出走。而留下的，就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活躍藝術家。這種“活躍”，對今天景氣指數偏低的“雕塑”界而言，難能可貴，十分重要。但需要強調的是，在世界經濟和文化一體化的大趨勢下，當代藝術正以不可思議的規模和速度，顛覆著我們既有的生存理念和文化秩序，重新洗牌的雜亂和陣痛不可避免。這期間，人們注意到了被主流忽視的尷尬，既存有對“雕塑”生態前景不甚明瞭的迷茫，也有因其昔日的輝煌而仍然揣著的沉重希望。簡言之，振作再起並呼喚強勢回歸，乃是明智之舉。
近日讀到劉禮賓在前不久舉行的中國“雕塑”學會主辦的《觀念與轉型：中國當代雕塑學術研討會》上的發言，值得思考：“在這次研討會上，有些發言者針對雕塑家的‘身份’問題表達了自己的焦慮(例如隋建國)，做出了自己的闡釋(例如殷雙喜)，有些發言者積極拓展當代‘雕塑’概念的外延(例如馮博一)，老一輩批評家劉曉純更是提出了以‘反雕塑’的思路推進雕塑創作，讓人耳目一新。在筆者看來，隨著藝術創作的推進，原有的‘雕塑’概念必然被拓展，‘雕塑家’身份必然會變化。”其實，在這個研討會上被大家共同“焦慮”的“身份”問題，是中國本土特有的將藝術中的材料表達方式，用意識形態邏輯強制僵化的結果。如同“美術”之於“藝術”、“國畫”之於“水墨”、“美學”之於“感性學”等等，要麼生造要麼硬扯的延續近一個世紀的混亂的學理概念一樣，概念不清，學理焉得?將“雕塑”材料方式用“家”來固定，如同烹飪師因其善長的多種菜品之一的回鍋肉而被尊以“回鍋肉師”一樣，將“師”微縮至“肉”VS將“家” 微縮至“材料”，是否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有耐心再以材料細分追之，是否還該有“泥塑家”、“木雕家”、“鑄鐵家”、“鍛銅家”、“制陶家”、“鑿石家”……?問題不在於材料方式本身，而在於使用者以及對使用者的管理體制和文化機制。近年來，隨著對外藝術交流的不斷增強，已鮮見出國者的名片上再印什麼“油畫家”、“水墨家”之類，而基本通用“藝術家”概念。從藝術材料方式的交插互補能豐富表達的原理中不難看出，一個藝術家的方式的“雜”，也許會贏得更多可能。現成的例子是畢加索你無法給其定“家”;吳冠中也因其油彩水墨的交織而令“家”不知所蹤;方力均、周春芽做“雕塑”及蒼鑫方式的高度“混亂”，都導致了給他們以材料安“家”的困惑。我們之所以仍約定俗成地還按“雕塑”、“油畫”等分類使用，那僅僅是用一種符號編碼模式去稱謂指代某些概念和所含內容，並不認同將“符號編碼”歪曲、偷換、僵化。
從“雕塑”的市場屬性解讀，則不難看出多元混雜的局面。近幾年，隨著當代“油畫”市場的不斷升溫，昔日風頭強盛的“雕塑”卻沒有顯示出團隊在今天的優勢，整體行業形象在忽明忽暗中沉浮，似有落伍嫌疑。一方面，我們看到了展望、隋建國、向京、陳文令、李佔洋、焦新濤、師進滇等藝術家的作品在當代藝術市場認知度的日益升高;一方面，一批二、三十年前的高手，要麼轉向，要麼消聲，要麼匿跡，也使得行業信心和重心下滑;一方面，一批中青年藝術中堅，雖然他們的作品在觀念和形態上不斷突破，並顯示著良好的上升勢頭，但苦於“雕塑”整體生態的萎靡，加上材料方式的受限，出展和出場的機會不多，市場屬性自然打折。各種問題的匯集，必然形成整體結果的不佳。近一段時間，圍繞“雕塑”的當代性問題的討論日漸增多。其中批評家王林指出：“從某種意義上講，雕塑創作正面臨兩個市場的誘惑。一個是公共雕塑市場，在這個市場中的國家資本以權利資本的方式運作金錢資本，官方意識形態和利益潛規則起著主導性作用，此一范圍內討論藝術的公共性其意義極其有限。在尚未真正樹立公民權利的社會中，這種討論不過是紙上談兵，更需要思考的是‘紙’而不是‘兵’，是公民權利問題，是藝術自由創作即個體意識的呈現問題。另一個市場是正在開始的個人作品收藏，其運作從個人風格開始，受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的制約，是有利於個體創作的。但操作過度則容易將雕塑家凝固在既成的風格樣式之中，逐漸失去和當下文化現實的直接聯繫。所以，我們不能把關於中國雕塑創作的討論全部納入市場範疇。創作問題是一個精神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這才是批評關注的焦點與重心。”而他的結論也意味深長：沒有個體性，哪來公共性?進一步推理，個體是公共的基礎，公共是個體的釋放。
“個體”問題，從來都是藝術的基本問題。形成一個藝術群體或生態，個體的智慧和有效勞作至關重要。我們不妨從一些有趣的個案的閱讀中，尋找個體的價值和意義，緩解一下“雕塑”給我們帶來的凝重。李佔洋，可謂是將智慧隱在笑容之後，再用“使壞”借笑容傳達智慧的玩主。他的“人間萬象”系列，用喜劇方式對身邊的俗事俗物像濃縮“鈾”一樣耐心提煉，做成一盤盤味道不錯的寓言“佳肴”，足以讓享用者上吐下瀉五味顛攣。近期做的身帶鐐銬高舉紅燈的《高名潞像》，將“文革”版的大義凜然的英雄人物李玉和與當代版的藝術批評學者高名潞，進行了不懷好意的形質偷換，結果的玩世嘻皮歧意豐富了作品的張力。此後的《栗憲庭像》，呈“收租院”中“交租”的經典造型，破衣爛衫草鞋的“雇農”老栗，彎腰駝背艱難地“馭”著“為無名山增高一米”的龐大作品體積，彳亍前行，滑稽、逗樂、可愛。師進滇的作品都是用鋼絲編織成形的。從他前幾年套編竹椅老門窗，用火燒去“內容”而留“空殼”的系列作品，到編織雲、水、樹、石，再到後來編織的摩托車、自行車、汽車系列，真可謂“編”出個五花八門莫名其妙新世界。這些作品，在出人預料的地方找到亮點，打破了人們以往對“雕塑”形態和材質的認識，逐步受到學術和市場的重視，並非偶然。焦新濤的金屬焊接作品系列，將過去人們已知的焊接可能性大為擴展。他用廢棄生銹的金屬邊角料材料拼接成中國的盆景、亭子和古裝戲人物，在形不似神似之間，意念與物象之間，交插互補，趣味叢生。他的“中國製造”包裹系列，將超現實主義的觀念和技術、玻璃鋼的材質，與現實生活中的垃圾物品進行精神攪拌混合，衍生出一系列尺寸出格、形態萎縮、亂真非真的作品。陳克的對西方經典“雕塑”的壓縮系列作品，讓人走入怪異的幻覺世界。那些早已被人們頂禮膜拜的有些生膩的傳世大作，陡然間被“外力”莫名擠壓至“失態”，相識不相認，相認不相同。這些看似對前輩輕漫無禮的舉動，實則是順應藝術本源邏輯使然。與之相比，徐光福則呈現方式相似但結果迥異的特徵。他的“擠壓”，不僅針對西方經典，也針對中國經典;不僅針對經典，也針對世俗;不僅對單體，也對群體。各種“來歷”的林林總總的資源，分別根據不同預設，被或少或多地“擠”進有形無形的空間，“壓”往不能承受之壓的“窄門”。閆城的生鐵鑄造系列，以“把鮮花給敵人”的主題命名。但“花”者，卻被“槍”替換。二者的功能殊異，使命對立。在原始和卡通、過去和現在的情感混濁的意味裏，“花”、 “槍”、“人”，都在扁平生硬的歷史夾層中蠕行，那些功、名、利、祿，都化作煙雲。廖海瑛的花卉植物系列，秉承她十年來堅持的個人經驗。將人的情、色、欲、利，通過與植物花卉艷俗的精神合成，衍化出觀念內置的植物表徵形態，散發著迷離飄然的詭異氣息，擺動著走向移晃的邏輯錯位。不能確認女性意識與女性藝術之間，有某種潛在的粘連，但若這種“粘連”有利於作品的成立，那到未嘗不是一種價值趨向。鄭黎黎的作品，也顯出與這種“趨向”的共振。她的“自撫”和“腿”系列，著眼于保持女性基本生理特徵的“中性”立場，而涉及的問題可能已不中性。“自撫”的背後，不僅有生理的，也有精神的、社會的、生態的諸多因素的牽扯和訴求，顯示著無可名狀的慾望之淵，和沉浮不定的情感濫觴。戴耘在材質選擇上的出人意料，使其作品的結果也大大出人意料。汽車的鋼材與建築的紅磚，雖質性差異殊遠，但卻會在功能模糊的物性表徵上悄悄取得一致。這種“一致”的基因，是與藝術的的意念擴張需求不謀而合的。而將生活常用家什如熨斗、罐頭之類的比例大面積擴張，並用磚頭置換至陌生對抗的語境，仍然是藝術需求使然。陳碩對材料的興趣，多集中在陶泥上。其難點在於不易擺脫材質方式對出奇出彩的制約;亮點在於若拿捏得當可能意外收穫。用陶泥成嬰兒胚胎混合成人形，復又進爐燒制，再不知怎麼地“鑽”進醫用展示瓶，色質與原體有異，“本質”與“原質”同謀不同果。系列“意外”實為意中之為，隱有作者苦心。程翔的多種材質的物象“嫁接”系列，將不同文化和歷史時空、不同社會屬性、不同比例形態、不同材質的對象，按個人計劃荒誕而嚴肅地拆分構合，成跨人文元素的複合物種，延伸出語意多重的表達機制。材質和形態的混雜咬合，旨在弱化“純粹”的意識流。
批評使人明志，討論使人進步。我們共同關注的，是在大家的不懈努力中，找到行之有效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追問“雕塑”意識與勞作形態的當下可能。而“可能”正蘊藏在諸多的不可能中，蘊藏在集體的智慧與責任之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