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過去，美一直被我們當作是對人和自然的一種肯定而受到推崇。今天，至少在我們的大城市中，它已經被當作一種致幻劑來使用，大量的資金和高科技的介入已使我們今天的城市變成了海市蜃樓，我們生活在這種無處不在的夢幻刺激中，不知不覺地便進入到一種催眠狀態。隨著這種刺激的加深，人的意志和判斷能力也隨之受到削弱。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樂也只能被動地接受他人的操控和暗示。對於那些人實施催眠控制的主要成員其實也就是追逐經濟效益的集團和庇護這些集團的人。在那些操控者看來，只有讓公眾失去意志和判斷能力，他們計劃的實施才能達預期的目的。然而，接受幻覺刺激的人的催眠狀態並非是沒有清醒的時候，如當幻覺刺激一旦減弱或停止，這些受害者就會立刻甦醒過來，但這時能感受到的只能是自己的無力、抑鬱和空虛，到頭來，這些受害者只能是更進一步地去尋求幻覺的刺激，這時，心理上的依賴和醫學中所説的“癮”便得以形成。對此，我將這些心理上的“依賴”和“癮”稱作是審美過度刺激幻覺綜合症。由此可見，今天的美已完全成為一種催眠或催情的冬眠寧（氯丙嗪）和偉哥（枸櫞酸西地非爾），而不再是我們往日的嚮往和期待。如何才能尋找到一個抑制和消解這一綜合症的對應解藥，則成為維護我們身心健康發展不受傷害的一種急需。其實，當代藝術的出現與這些過度的幻覺刺激是有著內在緊密聯繫的。對此，我們可以通過對當代藝術以下幾個特點來認識當代藝術對這些幻覺刺激的消解作用和防禦作用。
1、 “求真”作用。這裡所説的求真並非是一種世俗文化的規定和形而上學的抽象解釋，它是指人們追求“真”的一種基本權力，以及對於這種權力追求的過程。眼下，我們大多數人發自本能的求真慾望已被另一個世俗權力所規定，一旦超越了這個“規定”，就極有可能受到排斥和懲罰。審美功能在這個世俗權力的規定中也只能扮演著幻覺的實現形式，即對被抑制慾望和行為的一種替代性的虛妄補償。當代藝術追求的目標則不同，它是突破這些限制和規定的自由表現形式，當代藝術家們確信只有在這種自由的追求創作和表現中才能體驗到屬於自己生命的真和真的存在。
2、 強調“痛苦”的作用。追求快樂和愉悅曾經是人類幾千年的奮鬥追求目標，但進入到二十一世紀後，“快樂”和“愉悅”已經變成了一種高科技和市場經濟共同生産製造出來的産品和商品。由於這一産品和商品是來自於外界的強勢，作為弱勢一方，公眾的接受和消費也成為一種必然，即使這種“接受”並非是來自於人內心深處的真實自然需要。這時，“快樂”和“愉悅”的功能就如同偉哥和速效救心丸一樣對人身心構成了一種強迫性刺激，昨天“快樂”和“愉悅”的受益者在今天就變成了受害者。當代藝術在拒絕這些“快樂”和“愉悅”刺激的同時，力求表現和揭示真實存在於人心靈深處的那些被排斥和壓抑的抑鬱、焦慮和絕望，其目的就是為了讓人恢復到一種真實的生命狀態，只有進入到這種真實的生命狀態，生命的潛能和主觀能動性才有可能被激活和喚醒，也只有如此，人才能在自我的奮鬥和努力中體驗到真正屬於自己的幸福和快樂。正如汪民安在他的新著《尼采與身體》中指出的“痛苦，毀滅並不意味著是對生命的否定和放棄，恰恰相反，它是肯定生命和強化生命們方式，它激發了生命，讓生命得到強化性的經驗，在痛苦和毀滅中，生命的每一個部分都被劇烈們喚醒，在痛苦中發現了肯定，在毀滅中發現了主動，這就是狄奧尼索斯的形象寓言。”（《尼采與身體》第16頁）
3、 注重“觀念”的作用。與偏重感性表現的傳統藝術不同，當代藝術已不再滿足於那種界線明確的社會分工和學科分工，而逐漸使自己成為一種人的自由活動和生命自由活動。為了實現這些自由，藝術家就必須不斷突破思維的界線、學科的規定和世俗權力的控制。這時，在理性的介入、思想的介入和闡釋的介入中，觀念便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重要元素。從這個意義上説，當代藝術就是一種充分調動生命潛能的綜合性藝術，有了這種藝術的幫助，審美幻覺綜合症的威脅就有可能被降低到最低限度。
4、“身體”介入的作用。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包括藝術家）的思維歷來都注重詩意方式的表達，其用意並非是為了更好的求真，相反則是設法在回避真和隱藏真中保護自身不受外來侵害，在朦朧的詩情畫意掩護下，這些人似乎便可以在有無數可能性的闡釋中為自己留有足夠的退路和逃脫空間。更有甚者，為了預防“禍從口出”，他們乾脆就選擇了“閉嘴”和“沉默”的處世方式，“沉默是金”就是這些人在歷經滄桑之後對處世經驗的一個高度總結。 他們認為只有通過“托物”、“移情”、“隱喻”、“象徵”等藝術手法來表達自己的心思和情緒才是最保險的方式。正如被中國美術史稱作是當代藝術先驅的八大山人也只能通過畫“白眼”的烏鴉來表達自己的憤世與嫉俗，為了防止萬一引來殺身之禍，他竟不得不在自家的大門上貼上一個大大的“啞”字以警示自己和別人保持沉默。即使是像吳冠中這樣的戰士也坦言自己之所以放棄人物畫，而改畫風景，也完全是因為當年他畫的一位戴著大紅花的農村勞動模範被視為“醜化了工農兵形象”而挨了批鬥。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文人心目中的“自由”也只能是逃避的自由、壓抑的自由、顧影自憐的自由和借酒消愁愁更愁的自由，當然，還可以擁有那個保持審美距離的自由。繪畫在中國傳統藝術家心目中從來也只能是養身、保命和處世的手段。對此，觀眾在他們的作品中看到的只能是空虛、無聊、抑鬱、偷情和隱忍。雖然，這也是一種痛苦的表達，但這只是一種被有意遮掩之後無意流露出來的痛苦，或者説，他們表現的從來就不是痛苦，而只能是對自己化粧、遮掩經驗的一種推崇和自我陶醉。其實，這都是被閹割之後的神經衰弱表現。當代藝術則不同，為了追求真，他們已不再滿足於繪畫這種保守的方式，他們要增加攝影、雕塑、裝置和觀念手段，即使如此，一些當代藝術家們仍難以滿足，用身體直接表現生命的訴求便成為當代藝術中的另一道風景，在藝術家對身體行為的應用中，以往那種衰弱的精神得到了身體的支援，在身體的介入下，精神與身體、理性與感性實現了相互支援與依靠，人的完整性也因此獲得了維護。
為了確保當代藝術充分發揮上述的積極作用，建立相應的教育、創作、傳播、評估監督機制，就是一個必須。這是因為，面對著大規模五彩繽紛幻覺刺激的圍剿，中國公眾似乎沒有做好任何心理上的防禦準備，而審美幻覺刺激之所以能夠在今天對公眾造成嚴重的消極影響，其原因就在於中國人內心深處都保留著一個人皆有之的“愛美之心”傳統。沒有想到的是，正是因為這個“愛美之心”卻讓自己陷入到了不能自拔的幻覺圍困之中。不過，我們已經聽到了關於“審美疲勞”和“快樂的讓人無法忍受”的埋怨，這時，當代藝術如果能夠即時作出積極的回應，那些深受幻覺傷害的受眾就極有可能走出幻覺的圍困，從而走向自我的真實、生命的真實和生活的真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