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P Office at Shanghai Gallery of Art—SGA director, Josef Ng, was one of the few to curate beyond a mere group exhibition, taking up the theme of “an island”.
在悶熱潮濕的亞熱帶細雨中，伴隨著狂熱的社交與交易，巴塞爾藝術展帝國第二次在其亞洲戰線，即文化政治上處於轉折期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拉開帷幕。可以想見的是，藝博會擁有長久的生命力，而支撐這種生命力的是迅猛發展而始終不夠成熟的本地與區域性市場，以及逐漸紮根的藝術系統雛形。若將今年的藝博會與去年第一屆香港巴塞爾進行比較，便可略見巴塞爾藝博會在亞洲初步確立的身份；再次前來參觀的訪客會發現這次展會中畫廊在作品選擇方面很快，且很明顯地發生了變化。
在今年的展覽中，中低品質的藝術作品相比去年有了明顯提升（更好的畫廊，更少的媚俗作品），而展出作品總體來説風格保守——創新之作較為罕見。去年的實驗性中國作品在今年展覽中數量大大減少，而今年增加了不少的裝飾性抽象作品。這是令人失望的，因為巴塞爾藝博會可以為實驗性作品提供在亞洲展出的國際渠道。
有一些畫廊所採取的慎重冒險十分有效，比如Rirkrit Tiravanija在柏林neugerriemschneider畫廊具有挑釁意味的裝置[《無題》（2009）、《把他信·西那瓦的頭帶給我》（2009）]，作品包括一些油桶燒烤架以及鍍鉻的香腸——後者形似另外一樣東西。然而很多畫廊因為太小或太謹慎，並沒有選擇冒險。很多畫廊對於能夠賺回不小的成本並認識不少新藏家已十分滿足。極少數畫廊願意在本文中發言，除非是為了發表行銷的陳詞濫調，因此此文決定不去引述任何畫廊。北京公社呈現了仇曉飛之前的作品《樣板間-廁所》（2007）以及一些現在看來更適合藝博會的作品（謝墨凜、劉詩園與王光樂）。長征空間帶來了徐震的作品（《玩》系列）。老實講，該作品若以獨立展覽的形式呈現則效果更佳，而長征空間展出的展望作品《石隱》（2012）則以微妙的透明形式體現該藝術家新的創作方向（參見Roni Horn的《無題（將未完成視為動詞）》，2010-12，作品包括隨時間與天氣變換顏色——從薰衣草色到碧綠色——的雙色玻璃立方體）。
空白空間展出了何翔宇很受歡迎的作品“屍體”，以及一些吸引人程度不等的繪畫作品（高露迪、簡策、劉任）。安全口畫廊的展區十分有意思，其中包括一些香港與北京的藝術家。而施勇則很難得地在香格納畫廊展出了單件作品。
Sun Xun (孫遜), “Republic of Jing Bang” (鯨邦實習共和國): Citizens application desk—should have been installed at one of the entrances to the fair.
據説，David Zwirner畫廊的展區設計圍繞Oscar Murillo（即在畫廊紐約空間開巧克力工廠的藝術家）。其他一些冉冉升起的美國藝術明星則展出於其他空間，如David Ostrowski, Alex Israel等。James Cohan畫廊所呈現的作品之一為白南準的《電視床》。還有一個具有諷刺性、並無新意卻很受歡迎的嘲弄藝術界的作品是Anastasia Klose的《山寨一站式》（One Stop Knock-Off Shop），其中包括根據頂級藝術家、明星策展人以及頂級畫廊製作的冒牌T恤。
對於比較國際化的藝博會而言，它所具有的一個優點是將等級差異拉平，也就是説你可以同時在一個空間看到中國、德國和美國藝術家的作品。另外，觀眾還可看到一些不經常在香港展出的西方藝術家，如Carsten Nicolai、Hans Peter Feldman、Simon Denny等；而不利的一面是，展出單件藝術作品（當然是以銷售為目的）令觀眾無法透過這一斑窺見藝術家整個創作的全豹。這只是些抱怨的話；我們當然知道到頭來藝博會的目的是銷售藝術。
香港巴塞爾藝博會的公共項目反響不一。為新興藝術家設置的“藝術探新”項目很有意思，卻選擇了錯誤的贏家。Nadia Kaabi-Linke的地面/墻面裝置包括了銅條標出的牢房平面圖，作品漂亮，而策展選擇卻是懶惰的（Experimenter畫廊，加爾各答）。這並不是否認作品有關囚禁與強姦的主題之重要性，而恰恰相反的是它們很重要。不論在藝博會、美術館或是大街上，政治轉喻雖説十分有效，仍不應優先於對藝術的批判性態度（這是藝術，不是街頭示威）。換言之，不應本末倒置。遠更具有説服力的作品——包括在政治上——是Ciprian Muresan和Serban Savu脆弱而壓毀的硬紙板世界（Plan B畫廊，柏林/克盧日），以及特別要提到的程然的錄影與毀掉的鋼琴（Leo Xu Projects，上海）還有James Capper可怖的挖掘機器人（Hannah Barry畫廊，倫敦）。
由李振華策劃的錄影板塊受到了其應得的關注。明年還應努力使其面向更為廣泛的觀眾群（比如在建築兩側、商店櫥窗以及展覽館周圍的通道進行投影）。比較薄弱的一環是“藝聚空間”，即香港版的巴塞爾“Art Unlimited”（“藝術無限”）——在瑞士巴薩爾藝博會一個具有戲劇性的大型作品（墻面作品與雕塑）、裝置與電影的展覽——這並非因為香港這次展覽缺乏有意思的藝術作品，而是因為該環節並未達到目的，即在銷售巨型作品的同時，使觀眾感到興奮與耳目一新，併為觀眾提供娛樂與啟發。在香港，“藝聚空間”不僅沒有為觀眾帶來精彩，它還使觀眾漸失精力。它所處的環境是不合適的。如果在一個獨立的展覽空間，也許它會效果不錯，然而在一個巨型展覽中心裏，在無法避免的畫廊競爭喧囂中，它必定失敗。
此外，沈少民引人入勝的作品《我摸到了上帝的聲音》（2012，奧沙畫廊，香港）需要用到更好的燈光、獨立性與安靜環境。另一件脫穎而出的作品是孫遜極具奇思妙想——而又飽含批判性——的公民申請局《鯨邦實習共和國》（2014，香格納畫廊，北京、上海和新加坡/ S.T.P.I，新加坡），新加坡藝術家李文（iPreciation展區的李文個展是最好的展覽之一）的《乒乓成圓》（1998）以及林明弘的《點》（誠品畫廊，台北）。幸運的是，很多畫廊都分別帶來了受觀眾歡迎的大型作品——展望的《45度》（2014，誠品畫廊），王浩然（Adrian Wong）的理髮廳塔《催眠IV（寵物供應，香腸，按摩）》（2014，Rhona Hoffman畫廊，芝加哥），王魯炎的《W雙向自動手槍D13-02》（2013，北京藝門畫廊，北京/香港）以及張鼎的《貓》（2013，Krinzinger畫廊，維也納）。
就布展而言，今年和去年相差不大。巴塞爾藝術展在這點比誰都做得好（由於有如此眾多的參展畫廊，這項技能迫於所需而形成），然而這棟香港建築物有些固有存在的人流問題，即在某些地點，尤其在三層後邊，無法通到其他區域。這一問題需要通過建立一個終點站服務區來解決，例如一個藝術咖啡館，或是Tobias Rehberger眾所期待（其中包括《燃點》）的藝術吧“Oppenheimer”，可惜的是它只在特定時間開放（大多數時候它是空的，顯得缺乏活力——這是個錯失的策展與行銷機會，即使説反之可能因使用而損傷作品）。
上周在香港開幕的展覽比任何時候都出色，其中包括Michael Joo 在SCAD的展覽（前往畫廊的路程是值得的），白立方畫廊的Mark Bradford個展以及Simon Lee畫廊的Toby Ziegler個展，二者湊巧重疊，Gagosian畫廊展出的具有美術館品質的歷史性Alberto Giacometti展覽，以及de Sarthe畫廊的中國現代派藝術家展覽。奧沙畫廊與基金會同往常一樣舉辦了一個特別展覽，今年為位於奧沙觀塘和香港城市大學由Charles Merewether策展的《市場作業》展覽。最重要的是，港島南（黃竹坑/香港仔/鴨脷洲）藝術區現已明顯確立。只望明年新地鐵線的開放不會終止其發展——不過還是別抱太大希望。
目前為止最好的衛星項目並非Carsten Nicolai的摩天大樓燈光表演，雖説它非常吸引眼球（它是香港巴塞爾藝博會的極佳廣告），而是唐納天（Nadim Abbas）的Absolut伏特加藝術酒吧《末日延遲：數字朋克防空洞》，及其相關活動，其中Carsten Nicolai出任DJ而黃漢明（Ming Wong）出演Lady Gaga。此外，由鄭志剛在K11藝術基金會臨時空間策劃的張恩利展覽由於策展人的“名氣”也十分引人關注。
香港巴塞爾藝博會相較確立已久的巴塞爾與邁阿密藝博會，可以説仍然處年少，但是它仍然是整個亞洲區域內最為重要的藝博會。它的影響力超越單純的商業交易，而為嚴謹深遠的展覽與文化發展創造了適時的契機。M+，亞洲藝術文獻庫以及收藏古傢具的兩依藏博物館（上周于香港中心地段開業）的運營並不依賴巴塞爾藝博會，然而藝博會吸引了手持名片與iPad的世界藝術圈領軍人物前來觀展，的確起到了推動這些機構走上世界舞臺的作用。今年的氛圍也許沒有去年激動人心，展品也更加保守，然而在藝博會試水階段，這樣的情緒波動並非在意料之外。我們希望明年藝博會不會再被保守主義所主導，因為它不僅應當是尋找（在巴塞爾模式裏）驚人國際作品之處，還應是探尋區域內強健的新興藝術的地點，這才是世人渴望看到，且願意不遠萬里前來觀看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