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2年，“不祥之作”《亞維農少女》在巴黎藝術圈引起的軒然大波尚未消散，畢加索便已開始思考下一個問題：藝術將往何處去？
對當時的藝術家而言，20世紀初是一個動蕩不安的年代：日趨成熟的攝影技術令寫實繪畫相形見絀，社會、科學、宗教、政治均呈現出新舊交替的局面，“現實”的定義正在被改寫。紛亂的色塊組合、極端的單平面形式、多視點的構圖法、斧鑿般的生硬線條、散發出危險氣息的性感裸女……橫空出世的《亞維農少女》無疑是那個年代最具代表性的新面孔之一。從某種意義上來説，這幅立體主義的開山之作也是畢加索給歐洲傳統文化、審美旨趣與理想主義的一記響亮耳光。
自此，畢加索對立體主義的熱情一發不可收。在摯友喬治斯·布拉克(Georges Braque)的啟發下，他開始從人物肖像轉向靜物畫，嘗試更激進、更抽象的表達方式。這一實驗僅維持了短短兩年時間，卻是現代史上最激烈、最著名的藝術革命之一。
上週日，美國現代藝術博物館舉行的回顧展《畢加索之吉他：1912-1914》，即是對這一歷史時刻的探索與追問。
早期立體主義
本次展出的70余件作品包括來自35個公共及私人收藏的油畫、素描、照片、拼貼畫及結構作品，其中兩座“吉他雕塑”是在畢加索辭世後首次公開亮相。從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出，畢加索的自我定位依然是“立於傳統藝術金字塔尖的畫家”。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是1912年問世的《瓶、吉他與管道》，你可以在它身上找到拼貼畫的所有經典元素：剪切、雕刻、粘貼等多道工序營造出的立體感、凸起的貼片在畫面上投下的微弱陰影。實際上，這是一幅純以筆墨造就的“偽拼貼畫”。
誕生於同年秋季的《吉他、樂譜與酒杯》則是一幅貨真價實的拼貼之作，它由剪報、樂譜與倣木紋紙組合而成，當中貼著一幅小型油畫。相比于嚴絲合縫的構圖形式，畢加索似乎對各種稀奇古怪的幾何圖形更感興趣，其創作手法可用大巧若拙來形容。他熱衷於用天馬行空的想像力來組合或包裝生活中最常見的靜物元素：高腳杯、咖啡杯、酒瓶、樂器等等。這些道具在擠滿落魄藝術家的廉價酒吧與咖啡館中俯拾即是，它們是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部分，卻在畢加索筆下折射出另一個現實維度。
早期的立體主義與其説是一種全新的繪畫流派，倒不如説是一次試圖重新定義“藝術”與“現實”的嘗試，依然是與現實世界血脈相連的半抽象藝術。那時候的畢加索似乎並不打算走得太遠，他鍾情于圓柱體、半球體等單純的幾何學形態，用半抽象藝術形式來取代光色分析，但仍注重視覺的觀察與描摹，而非突破一切束縛的自由創作。
激進實驗
如果説早期立體主義依然是與現實世界血脈相連的半抽象藝術的話，那麼畢加索後期展開的激進實驗可稱得上是公然與傳統叫板的另立門戶之舉。在誕生於1913年3月31日的拼貼畫《吉他》中，我們已無法找到任何與油畫有關的痕跡。以映射自然物為宗旨的現實主義色彩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立體主義的“別樣真實”。在許多奇形怪狀的貼片當中，我們似乎可以窺見一把吉他的影子——沒有形體，沒有深度，沒有一絲與現實接軌的跡象，恍若鬼影一般。
此後，畢加索又“變本加厲”地用紙板和細繩打造出一座吉他雕塑。作品照片經《巴黎萊斯文科學報》登出後，憤怒的來信如雪片般“紛涌而至”，一些讀者甚至因此取消了對該報的訂閱。這件“大逆不道”的作品如今已成為現代藝術博物館的頭號展品，其大小與真正的吉他不相上下，看上去有一種令人心悸的脆弱感——它從未奏出過一個音符，卻在一刻不停地向每一位來訪者提問：什麼是真實？為何一種真實會勝過另一種？為何永恒勝過瞬間？什麼是高？什麼是低？是什麼造就了物象，又是什麼褫奪了思想？
或許正因如此，畢加索的“紙吉他”被評為20世紀最具影響力的雕塑作品之一。然而畢加索本人始終拒絕公開展示這件得意之作，直到他1973年辭世後，吉他雕塑歸現代藝術博物館所有，才有機會重見天日。
畢加索的激進實驗走得比人們想像中更遠，然而作為一位天生的人物畫家，他從未嘗試過從具象到抽象的“自由落體”。儘管在1913年的《頭腦》中他曾無限接近這一可能：黑色背景中凸現出近乎虛無的空白，一對細微的小黑點依稀可見。事實上，如果不是因為這最後一刻的“點睛”之筆，畢加索或許會完成一次足以改寫當代藝術史的華麗蛻變，甚至有可能與後來的胡安·格裏斯一起成為綜合立體主義的奠基人。
然而，冥冥中似乎有一種強大的慣性將這位天才畫家拉回“正軌”。1914年以後，充滿肉感的裸女、長袍曳地的少婦、構圖嚴謹的人物肖像重新成為其筆下主角。那個狂放不羈而又細膩逼真的平行世界如火花般稍縱即逝，卻足以構成畢加索創作生涯中最令人驚艷的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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