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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佳·太普（Katya Tepper），一個三月份房租就要到期的畫家和表演藝術家，正要搬去芝加哥。
25年來，伊利亞·汗(Elyas Khan)一直嘗試在紐約當個音樂家。作為“神經歌舞廳”（Nervous Cabaret）樂隊的主音， 伊利亞在紐約起碼住過至少20個地方。從灣嶺到華盛頓高地，只要租約到期，房東一抬高租金，他就會立刻搬走。他幹了許多兼職的工作來維持生計，這使他幾乎沒有時間去譜寫新曲。
兩年前，房東決意將房子改裝為豪華的商業空間，這促使他和他的妻子梅利莎搬出現在作為生活和工作的家。那一天，伊利亞先生終於放棄了在紐約的生活。
現在，夫婦倆住在柏林有兩間臥室的公寓，月租金750元。伊利亞也有了一個可以俯瞰城市的美景的音樂工作室。在那，他可以錄製一些solo作品。他的樂隊已經接到了十二月份歐洲巡演的預定。二十年的生活中，因為沒有健康保險，這是伊利亞22年來第一次拜訪牙醫。
“在紐約，你被這麼大的生存壓力所迫，你甚至不知道你這一天能做什麼。”在柏林的家裏，他對我講到。
藝術家們長期在紐約奮鬥，搬進簡陋的房屋。他們受中産化的影響，然後被迫退出紐約。雖然城市的生活水準已經變得越來越昂貴，卻很少有相鄰的城市願意讓他們轉移，這迫使越來越多的藝術家放棄了城市。許多人希望經濟衰退，得以降低租金，使他們更容易留下來。與之相反的是，租金幾乎沒有下降，而他們賴以生存的兼職工作已經越來越難找到。如果缺乏一個強大的藝術團體支撐，紐約可能失去作為創意中心這一稱號，這對於眾多依賴於天才型員工的行業會造成負面影響。
雖然沒有官方的統計數字，2009年根據紐約藝術基金會的調查發現，在未來六個月，在1000名藝術家中。43%以上的人預期他們的年收入將有26%至50%的跌幅，近11%的人相信他們必須在六個月內離開紐約。更令人不安的是，文化支援者聲稱，這是第一次全國各地剛剛離開藝術學校出來的新人都選擇住在新生藝術家群落，比如底特律，克利夫蘭地區的城市。這是一項懸挂鼓勵措施，不但吸引了這些群體，也完全繞過了紐紐約這樣的大城市。
這些城市為藝術家提供了巨大的生活便利，但破舊的街區和房産，讓紐約仿佛回到20世紀60年代，那時一個龐大藝術群體剛剛發展。到1985年，共有5500名藝術家生活在soho區，有300間處於同一街區的畫廊。隨著相鄰街區的中産化，一些畫廊轉移至切爾西，藝術家開始分散。其中一些去了威廉斯堡，布魯克林區，但到本世紀中葉，這些地區的地價也高漲了。
“如果每個人都忐忑不安，不知道明年還能否在那裏度過，多少錢才能讓城市變得更有文化呢”伊利亞問。
不能産出藝術的地方
業內專家擔心，紐約將成為呈現藝術，而不能産出藝術的城市。“這將其變成一個迪士尼樂園一樣的地方。”一位藝術主管説，紐約可能成為一個“華盛頓特區”，成為一個有一大批所謂的藝術名流卻沒有任何藝術家的貧瘠而被規劃好的城市——毫無疑問，這不是一個真正新文化藝術或風潮的發源之地。
事實上，城市的創意産業的缺失會帶走紐約作為革新者的地位。這種變化也損害了眾多依賴藝術群體的行業，從廣告，到百老彙演出。
“藝術家流失是城市的最大問題之一，”伯傑·伯格（Ted Berger），紐約創造（New York Creates）的執行董事説。 “你需要一個創造性的人才庫，使所有的行業可以從中找到人才。當你失去了，你就不能延續你的競爭優勢。”
當然，並不是每一個藝術家都離開了。但即使是那些為此努力付出的藝術家，也承認經濟衰退後，這變成了一場鬥爭。沒有單獨的相鄰社區願意提供有廉價租金的地方，紐約藝術家們被驅散，他們穿越城市尋找可供分配的空間，失去了創造力的核心決定——群體的意識。
斯科特·古德曼（Scott Goodman），是一位剛從庫珀聯盟（Cooper Union）畢業的視覺藝術家。他在Bedford - Stuyvesant公寓以每月600美元的租金租用了一個公寓房間。還支付300美元，與其他街道的12個藝術家共用一個工作室。為了支付帳單，他需要每週在切爾西的一家商標商店工作近60個小時，這讓他沒有時間去創造自己的藝術。
“毫無疑問，經濟衰退使藝術家的情況變得更加困難，因為有沒有補助資金，也沒有買主詢問。”古德曼説。
儘管有困難，古德曼先生不會停滯不前。“在紐約，我才有我的一切，”他説。 “我在這裡長大，也沒計劃要走。”
古德曼先生的許多同行卻不那麼忠誠。雖然全國絕大多數畫廊還在這裡，藝術家和其他創作人員説，藝術群體曾經存在於紐約的感覺已經沒了，只有它，才是推動思想的火花。雖然他們離藝術經銷商更近，但他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創造好的作品，應該有什麼地方能讓他們把事情做大。
傑夫·戴維斯（Jeff Davis）是一名藝術家，他的公司Vinylux使用回收的鐘錶和鏡子來創作藝術作品，17年前他一人來到紐約大學藝術學院求學。像其他行業的人一樣，戴維斯先生決定離開這個城市。他的妻子已經有了他們的第二胎，卻沒有能力支付他們在布魯克林的公寓租金。
三年前，他們搬到費城。因為租金非常便宜，城市裏還有許多空著的製造業建築。戴維斯先生已經有能力擴大公司的規模，他有更多的空間。 “對要去紐約的藝術家來説，有沒有大的地方才是值得去的理由。”
搬到費城的許多藝術家已經能力購買自己的生活和創作空間，這消除了房東哄抬房租的問題。房産經紀人克裏斯托弗·普蘭特（Christopher Plant），曾作為照明設計師和舞蹈團團長在紐約工作多年，他説他已幫助了十幾名藝術家在過去幾年裏移居費城。
其他所謂的二線城市都用激勵方案和住房分配積極拉攏了許多紐約藝術家的資金。在克利夫蘭附近的科林伍德，東北海岸開發公司已經收購了16個空置物業並翻新作為藝術家的住宅。除四個還有空房，其餘均已售出，開發公司計劃翻新更多的地産。
調用克利夫蘭
布賴恩·弗裏德曼（Brian Friedman），這位東北海岸的執行董事表示，在過去的幾個月裏，他陸續接到許多從布魯克林來的藝術家和音樂家的電話，他們都要求訪問或是直接通話。
“我們以為會吸引來自克利夫蘭的藝術家，”他説。“我不知道這竟然是紐約人的普遍想法。”
紐約藝術行政人員説，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一是他們無法衡量，只能深信即將從藝術學校畢業的學生，沒有試圖在職業生涯開始時就離開紐約。戴維斯先生對Vinylux五名僱員説，他畢業于著名的羅德島設計學院，畢業後直接就到費城。
“現在，聰明的孩子們有一整套的選擇，最好的和最聰明的去柏林，或奧斯汀，波特蘭和明尼阿波利斯，”羅伯特·埃爾姆斯（Robert Elmes），加拉帕戈斯藝術空間（Galapagos Art Space）董事説。為新藝術家專門設立的小飛象表演空間（Dumbo performance space）近期在柏林剛剛開幕。 “隨著經濟衰退，人們並不認為紐約市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地方。”
藝術倡導者開始遊説，和其他城市相比，紐約市可以提供優惠與市競爭力。上個月，一個城市未來中心發表了一個報告，內容有關通過以物質刺激的方式促使經濟開發商開發更多的藝術或生活空間，從而阻止藝術家們出走。
保羅·納格勒（Paul Nagle），前市議會議員阿蘭格爾森的文化助理，剛剛組成一個智囊團。他呼籲在為可持續發展服務的社區文化研究所裏，推行一系列公共政策，加強公民在藝術生活中的作用。
安妮·布裏吉特（Anne-Brigitte Sirois），一家房地産公司主管，致力於藝術區的藝術發展。她立足於利用文化發展來以改善市區的藝術發展。安妮目前正在拍攝一部藝術家從紐約市飛往別處的紀錄片。她希望在大會堂舉辦一個主要以藝術家抗議為主的活動，以配合該紀錄片約六個月後的首次亮相，並提醒人們注意他們的困境。
至少目前，許多藝術家看到了一場艱苦的戰鬥。卡佳·太普（Katya Tepper），作為畫家和表演藝術家五月份剛從庫珀聯盟畢業，三月份她的租期就到了，正要搬去芝加哥。
“藝術家在紐約就是一個代代流傳的浪漫故事，起碼我知道沒有一個藝術家真有那樣的日子。”太普女士説。 “在其他城市裏，房屋才是我們負擔得起的，藝術家們在那裏才能過我們在紐約所夢想的日子。”（陳小可編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