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雖然從2005年起，我就擔任了伊斯坦布爾文化和藝術基金的顧問，但此時還是無法避嫌，發自內心地認為，十一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可稱得上是本年度最佳展覽。藝術可以做什麼，在這期的雙年展充滿了很多如此的可能性，所以在2009年的回顧中，首推這場大展。
“什麼使人類著？”Zagreb的策展集體WHW（很麼，如何與為誰）提出了這個問題，也是活動的標題。就如革命性的問題“有什麼要做的”一樣，其目的既有質疑性，又有辯證性。一方面，“什麼使人類著？”這個問題暗示著：有時候我們對這個問題是多麼得無能為力，《Territory 1995》 (2009)這樣的作品，以及Hrair Sarkissian的敘利亞城市廣場的攝影，都會令我們想起這樣的困境。雙年展的這些作品直接強調了題目中所提出的問題，反省我們的社會是如何屢次地濫用生命的權利。這個問題源於布萊希特的一首歌《三分錢歌劇》，因為在藝術性的滿足上，生命不僅僅是食物與簡單的活著這樣的問題。藝術在人類史上持續的存在證明著人們對自我意識的的要求，大家想去好好反思，人類存在的核心是什麼，這是在我們現存的環境之外，人們共同的思考需求。同樣，在想像性的思考中，藝術也不能忽視現狀，否則只能淪為臆想。
通過提出布萊希特基本的問題作為一種展覽的推測，WHW為一場展覽奠定了基礎，這場展覽涉及了更為重要的問題，藝術在今日世界的作用，意即世界性的集體想像的狀態。與當前進行的威尼斯雙年展不同的是，後者認為，藝術與環境可以運用資源去産生一個無窮盡的雙重世界，WHW的提議認可的則是阿蘭•巴迪歐（Alain Badiou）簡單的推斷，認為我們只有一個世界。策展人要求藝術家們去思考，藝術可以做什麼，怎樣與世間我們必須要做出的政治與經濟選擇並行前進。
亞切斯拉伕•艾克胡諾夫、《Leniniana》（局部）、1977-1982、綜合材料、尺寸可變。
難道正是這一點使得2009年的伊斯坦布爾雙年展成為了一場政治展，正如許多評論所要求的那樣？問題的答案在於我們如何去理解政治，從何種角度去觀察全球。展覽絕不是一個激進主義展。它並沒有衝向街頭，也沒有很多政治企圖的藝術中所採取的那些介入社會的儀式。實際上，它運用了很多類似轉喻性的美術，這些藝術存在於直接取自周圍環境證明作品的自主性的那些設置精巧、類似博物館的白立方中。雙年展的政治並不是直接的干涉主義者，與馬可•斯科蒂尼（Marco Scotini）在2005年開始的一直在進行的重要的《不服》（Disobedience）所記錄的遊行並不一樣。
藝術中的政治表達在展覽的過程中變得明確而實際起來，作為姿態，作為表達，對一個雙年展而言幾乎是獨一無二的，通過創造一些反省的時刻，創作的語境被展現出來。在拉賓•穆若（Rabih Mroué）告解表演中，在沙隆•海耶（Sharon Hayes）不合時宜的愛的宣言中，在科維•庫裏克（Kwie Kulik）的孩子的幻燈片中，在阿迪•祖米耶夫斯基（Artur Z˙ mijewski）與波蘭移民的訪談中，可以發現其中的政治姿態，這四件作品源於個人敘述的限制，對政治責任的發自內心的需求。通過將二十世紀意識形態戰爭高度的作品包括，藝術家探索了表現的形式，其中有維亞切斯拉伕•艾克胡諾夫（Vyacheslav Akhunov）, 布萊莫（KP Brehmer）, 山亞•伊維克維奇（Sanja Ivekovic）, 穆罕默德•奧薩瑪（Mohammed Ossama）的作品，以及姆拉登•斯蒂林諾維奇（Mladen Stilinovic）《無人想看到》（2009）這樣簡單而令人震驚的作品。
Hrair Sarkissian、《無題》、2008、彩色攝影。選自《審判廣場》系列、2008。
雙年展探索的政治第三概念是最根本徹底的。對於展覽勞動性的創造的反思方式在對無數個試試和數據的引用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這些事實和數據關乎的都是金錢是如何被收集和傳播的，藝術家愛在哪出生，在哪定居等，這種手法較明顯地體現在Cengiz Çekil, MoAA, Aydan Murtezaog˘ lu和布蘭特•桑加（Bülent S¸angar）, Societe Realiste的作品中，它們都以政治序列與觀看的動作相合併。
對於雙年展政治策略的這個解釋，令這個問題有了開放性答案：展覽推動的是什麼。這是理解的根本，因為藝術的政治可能性問題需要對於某種推動力進行表現：簡言之，一場展覽在觀看和觀看後的過程中，可以讓觀眾做些什麼呢？在這種情況下，雙年展非常準確地定義了藝術在教育方面的可能性：即政治動力—藝術作為教育性的干涉。來到雙年展的觀眾可以學習，併為他們自己創作個人理解的新形式。學習的可能性有很多，從地理到文化，從美國到巴勒斯坦到荷蘭，但是很明顯，展覽提出了現代主義的遺産的存在性問題，與之前所言的源於西方改造于東方並不相符。尤其是通過在中亞西亞的作品，雙年展告訴人們，一場世界性的現代主義通過平行而競爭的世界關係已成長起來—-WHW通過將作品安排設置清晰地將這一資訊表現出來。這個學習的過程與布萊希特的野心和被拋棄的喚起人們意識的左派理想相吻合。這場雙年展，它的策展人和藝術家，坦然地表示，他們對當前世界上所存在的令人不悅的不平衡有話要説。他們認為，一場國際性的展覽是表現這些情況的一種方式，甚至可以在情感上觸動人們，因為他們在這種模式和它的草案方面，採取了非常獨特的方式。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策展團隊的努力和展現人們的願望被實現的野心。展覽是一場挑戰，一把匕首，也許指向了這一領域的正中心，這個領域（或工業）理所當然地認為，藝術的意義通過經驗上的交流産生出來，而這個交流是在平等的範疇下進行的，包括文化知識，政治權利，經濟條件等方方面面，在一個有限的世界裏，語境被理解而沒必要向外界做出明顯的詮釋。
在回顧中，展覽感覺更像是一場公開的博弈。看完雙年展後的感覺是很矛盾的，既有仰慕又有不確定感。藝術，藝術家，藝術産業，欲將洩露個中的秘密，改變其對自己領地的理解麼？為了作為一種審美領地或一個特別的市場商品發揮作用，它有必要獨處退後麼？在開幕上反對雙年展與這個國家最大的集團Koc Holding的合作的遊行，也許是一切完全公開後，將會發生什麼的一種預示。學院的自我批評打開了一盒蛀蟲。
如果嚴肅地考慮一下，伊斯坦布爾所作出的努力賦予了一個集體項目極大的力量，再將藝術看成是想像的政治邂逅的一種方式，如果展覽鼓勵更多的機構想像出不同的方法，去表現語境，重新對教育模式進行改變，或者嘗試一些更具干涉性的事情，那麼，它的影響可能會巨大無比。在經濟蕭條中，也有跡象表明，越來越多的藝術和策展項目能夠以更清楚的姿態去決定，當一件藝術作品為公共而做時，其邊緣尺度應該是什麼。十一屆伊斯坦布爾雙年展展現了一個舞臺，在這個舞臺上，藝術和這種重要的主動精神，在國際上比以往更加清晰可見。
查爾斯•艾奇（Charles Esche）是荷蘭Eindhoven的Van Abbemuseum總監，Afterall週刊的合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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