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彩抽離後的意味——比利時當代藝術家呂克·圖伊曼斯的繪畫

　　1958年生於比利時莫特賽爾，1976年在聖魯卡斯藝術學院學習繪畫，並曾就讀于布魯塞爾坎波視學藝術高等學院，隨後在布魯塞爾大學讀藝術史，1985年舉辦了他的第一次個人畫展，2001年其作品代表比利時參加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2002年應邀參加德國第11屆卡塞爾文獻展，2007年在比利時安特衛普當代藝術館舉辦《我不懂》個人畫展。今在安特衛普生活、工作。

鍵點的畫面作為作品畫面，將人物與場景用速寫性的簡潔手法加以概括，給予觀者一種時光流動感。畫面中的隱喻性使表面的平和，因一種突如其來的事件，而變得十分離奇和懸念感，充分表現了他的繪畫是攝影、電視、電影等媒介的再延伸，所揭示的是被媒體和照片圖像所剝奪的真實，同時又保持著繪畫所特有的審美意趣。

圖伊曼斯應2002年第11屆卡塞爾文獻展之邀，特意創作與“9·11”事件相關的作品《靜物》（Still Life ，2002年），為有347×500cm的巨幅面目模糊的靜物畫，水壺與盤中的水果被藝術家放置於空曠的背景中。普通物象的主題與畫作懸殊的比例，極度放大了人們所熟悉的平凡，使之超出了慣常的視覺經驗，在被激進和喧囂包裹著的文獻展上，以不可思議的冷靜與深沉奪人眼球。正是這樣，藝術家以最簡單的方式暗示出世界理應存在的自然純潔、未遭破壞的安穩秩序，回應從天而降的恐怖對人類身心所造成的無法消除的陰影和不可彌合的裂縫。

圖伊曼斯的繪畫，歷史性極強，圖像之下隱藏著許多不可見的精神寓意，包含了繪畫、歷史與人類自身的故事，通過曝光式的色彩處理和選擇性地強調或刪除視覺資訊，將主體物像與背景精簡至輪廓，賦予對象一種模糊感和暗示性。在圖伊曼斯看來，表現不幸的歷史更具價值。他通過模倣、挪用、轉譯等一系列方式，選擇性地重建圖像元素，隱晦地處理歷史衝突與問題，讓歷史事件在其繪畫中以獨特方式呈現，力圖讓觀者對歷史有更深的領悟。他在曾代表比利時參加第49屆威尼斯雙年展的作品《瓦納·科圖克（美麗的白人）》（Mwana Kitoko (Beautiful White Man)，2000年）中，描繪了一位面部模糊難辨的身著白色軍官制服的白人男子，而同時期創作的《雕像》（Sculpture）則描繪了一名奴僕打扮的非洲黑人男子，白人的“美麗”外表與黑人的內在樸素形成鮮明對比，而兩者的圖像並置，更突出了比利時對剛果殖民主義的黑暗統治的巨大諷喻，直指權謀、血腥、罪惡的殖民侵略。在當下這個紛亂喧囂的社會，圖伊曼斯用他自己的方式講述著歷史的片段，在這個意義上看，他不僅是一個畫家，更是一個歷史的記錄者，其作品有其獨特的美學內涵。

圖伊曼斯的繪畫除了受歐洲繪畫藝術的影響外，還可以看到中國傳統繪畫藝術的因素作用。《失憶症》（Amnesia，1980年）有著中國畫的橢圓形構圖，灑脫的用筆、用色，在畫的下方還寫上了三個漢字“記憶失”，更有趣的是藝術家還將一個全黑的圖像並置在旁邊，既突出了失憶主題，又別有韻致。

圖伊曼斯由於其繪畫藝術的獨特風格被廣泛認可，其畫作價格已飆升至100萬美元大關。他不僅是商業圈內的當紅畫家，也是當代藝術圈內的明星人物、大師級的藝術家，其作品頻繁出入于近十年來的各大當代藝術雙年展，有些被收入歐美許多藝術學院的教學課程之中。2004年，圖伊曼斯被國際藝術界最具權威性的英國《藝術評論》雜誌評為100位國際藝術界的權勢人物之一。預計在今年9月份以後，美國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瓦科斯納藝術中心與舊金山現代藝術博物館將陸續為其舉行大型回顧展。

西方繪畫從印象派發展至現代派，色彩可謂發揮到了極致。作品中大量使用諸如紅、黃、藍等原色味的色彩，避免敘事性，提倡有意味的形式；而當代繪畫，作品的內涵性轉而成為最重要的，色彩則被抽離，成為表達內容的輔助手段，甚至藝術家們傾向於努力讓觀者忽視掉色彩。然而，抽離後的色彩，無意間又顯示出獨特的淡雅和簡潔，反之覺得熠熠生輝，色彩上盡脫火氣，形成視覺上的虛靜與溫潤，成了一種新的審美傾向。作為20世紀80、90年代發展起來的年輕一代，比利時當代藝術家呂克·圖伊曼斯就是這種特點中最具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

圖伊曼斯2007年訪問北京故宮博物院時，曾對意筆中國畫發出感慨：“我面對著這樣一些肖像繪畫，在西方人眼中看來幾乎是現代派手法，物體要麼很稀疏、要麼被省略。圖像就是對一種想法的勾勒。”他的繪畫手法——似有中國畫寫意的特徵，其作品雖以富有歷史性的照片為素材，卻將其原有的具體形象、色彩抽離，留下精簡的輪廓或模糊的圖像，依稀可辨的物像、場景和內容給人曖昧不定之感，傳達出充滿焦慮與危險的陰鬱。追溯其源，與藝術家兒時記憶的內心感受有關。

圖伊曼斯屬於戰後嬰兒潮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父母分別來自法德拉斯與荷蘭，兩人生活背景的差異讓家庭氣氛有時不甚融洽和美好。在他的童年記憶中，在餐桌上時常議論有關戰爭與大屠殺的話題，同時影視的興盛也使得相關紀錄頻繁，直觀地呈現，這一切深深植入圖伊曼斯的記憶中，影響著他以後的從藝之路——作品傷感、主題隱喻，側重表現某些事件和嚴峻的歷史性話題。

圖伊曼斯在藝術學習時，正處於繪畫邊緣化的時代，他本人也對繪畫産生質疑，覺得繪畫沒有希望。因此，于1980年轉行拍電影，但五年後他卻重新轉入了繪畫，他嘗試去挑戰很多人認為的繪畫是與當代藝術語言脫節的古老形式，並在比利時奧斯坦德舉辦了首次架上繪畫的個展。然而，電影和攝像的經歷強烈影響著他的創作，不單是取材與構圖，電影的簡潔性與完整性還影響到圖伊曼斯的繪畫速度。他的作品都是一氣呵成，一幅作品通常會一天內完成，有時會連續工作十五六個小時，以保持繪畫的生動感。創作于1989年的《游泳池》（The Swimming Pool，）、《哭泣》（The Cry）、《兇手》（The Murderer）、《懸念》（Suspended）有關聯的四幅畫作就是具有影像性的繪畫，既有連貫性，又有各自的獨立性，這組畫首先由題目與畫面好像構成了一個小小的故事——有關游泳池發生的某一樁事件，畫面採用直接截取類似電影鏡頭中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