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適度的限制中展現畫家的自由

——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巡迴展觀感

文/ 宋永進

八月份我參觀了浙江重大歷史題材美術作品展，昨天接到范達明先生發來關於研討會的通知後，又特地拜讀了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作品巡迴展（杭州展）。展覽無疑是成功的。許多藝術家在把握嚴肅的歷史場面與表現優雅的繪畫語言之間，在宏大的敘述與個性的表達之間，在主題的限制與自由的把玩中盡情展現畫家的天賦和才華，享受著藝術表現的樂趣和快意，在畫布上留下了一個個精彩的瞬間。

作為一個真實的畫家總是存在於一個特定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文化環境以及教育環境中，生活和工作在一個真實而具體的事件中，而不是在一個完全理想化的真空環境裏。民族的道德觀、傳統的審美意趣、時代的價值取向，以及個人的家庭生活、社會工作、知識結構、生存環境、活動圈子等等因素，一方面豐富著畫家的閱歷，滋養著藝術家的創作思想，另一方面又在不知不覺中制約著藝術家的創作行為。因此，畫家的自由創造並不是絕對的，總是伴隨著一定的限制進行的。

畫家一生不僅需要為實現純個人化的理想追求而自由創造，也應該為滿足當下社會的客觀需求做一些畫家力所能及的事。國家重大歷史題材美術創作工程是一項帶有政治因素的文化任務。創作這樣重大歷史題材的作品，大多數畫家只能依據歷史圖片或經現代演繹的影視圖像的間接體驗進行創作，加上政治意圖的無形干預、表現主題的限制、畫家個性化表現語言的局限、以及評審組集體意識的約束等等，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畫家的自由發揮。但這是當下藝術家理應勇於承擔的一項使命，也是一種創作機遇。面對這樣的主題，儘管已有的習慣性語言形式不一定用得上，已有的嫺熟技術或許不夠用了，已經成熟的思維方式和藝術個性反而變成了一種障礙，但或許正是這種矛盾激起了畫家對原先藝術經驗的反思，進而拓展了新的可能性。畫家如果能夠放下語言形式和藝術個性的包袱，走出當代生活和當下文化語境的藩籬，透過單薄的歷史圖片，讓主體情感和精神狀態真正進入歷史場面那感人的一剎那，那麼作品內在的震撼力便自然浮現。這樣的畫面比文革時期美術界慣用的“宣傳式”的説理更具説服力，畫面撼動的不僅僅是觀眾的眼球，更是觀眾的心靈。本次展覽中的許多作品正是在這種適度的限制中展示著畫家的自由和潛能，從而引來一批又一批的各地觀眾。就油畫作品來看，如徐青峰的《血戰臺兒莊》經典的構圖、準確而細膩的描寫，作品從容大度、氣勢恢弘；俞曉夫的《魯迅在上海》沉穩的語言、嚴肅的表情、冷峻的氣質，作品意味深長；谷鋼的《大慶人》，油畫語言嫺熟，畫面氣度咄咄逼人；全山石和翁誕憲合作的《義勇軍進行曲》激昂的筆觸、火辣的色彩，張弛有度地譜寫著那個特殊年代的悲壯之歌；丁一林的《科學的春天》沉著的色彩和筆觸、樸素的語言和形式，繪畫風格細膩而大方；許江等合作的《南京》宏大的場面、低沉的天空、悲涼的情節，感人至深；楊參軍的《戊戌六君子祭》凝重的畫面背景、鐵骨錚錚的人物氣質，書寫著永不磨滅的歷史瞬間；章曉明和周小松合作的《激戰》破碎的筆觸、沸騰的激情，畫面氣勢激昂卻不張揚；馮傑的《征服珠峰》深藍與深紅的對立、冰冷與生機的對比，是一首生命的頌歌；王希奇的《長征》昏暗的色調、悲壯的氣氛，呈現出一片蒼涼的意境。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舉不勝舉，不一而足。

當然，如此重大的舉動，如此宏大的主題，如此強大的藝術家陣容和展覽規模，人們對於展覽的期望值必然很高。然而，展覽中也有一部分作品有些令人失望。老的思維模式、舊的繪畫套路，畫面乾巴巴的，沒有真情實感，沒有一絲余味。這種“完成任務”式的畫面除了其大尺幅和大場面給人視覺上的衝擊以外，幾乎毫無意義。

2009.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