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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百年樹人。在樹人的過程中必須進行文化思考，如何培養真正的人才。這是充滿挑戰的命題，需要很大的勇氣和力度，因為牽涉到學科建構和對教育體制進行重新梳理。
王：具體地説，牽涉到課程體系的構建，體制的創新和改革。中國雕塑進課堂，意義在於要樹立中國的文化精神、重新界定中國的審美標準和尋找合理的教學機制。其目的在於如何培養真正的中國藝術家和産生真正的具有代表性的藝術創作。
鄭：這是藝術界和理論界極為關心的問題。現在評判藝術的一套話語體系的確是比較西化的。但我們自己的理論體系和評判標準又是什麼呢？問題不僅在於從西方引進教學體系，關鍵在於引進的是什麼樣的教學體系？是古典的還是現代的？
王：所以為什麼西安美術學院在辦學上堅持要有自己的特色，就是因為我們很早就開始思考這些問題。
上述幾個基本教學體系進課堂了，效果還有待驗證。比如，中西方雕塑、中西方藝術精神、中西方的藝術語言特性的異同點在哪，怎樣用中國的主體文化精神來表現我們對中國現場發生的思考？老師要解決這些問題才能教學生，光有命題不行，怎麼教，教什麼，怎麼畫，用什麼標準打分，這些都很具體，也很難操作。我不願空談，要結合我們的教學改革，結合我們的課堂體系，引發的一系列理論思考。
鄭：據悉，您是西安美院最勤奮的藝術家之一，每天堅持創作，有自己創作的風格與追求。西安美院現在規模越來越大，作為院校都希望培養多元化的人才。請問，您的個人創作和學院培養多元人才之間有沒有矛盾？您是如何處理這種關係的？
王：我認為，學院院長必須是學術帶頭人，這對院校非常重要。學校的基本模式是學生求學、專家治學、校長治校。學生求學體現在“以生為本”，專家治學體現在“教學主體”，而校長治校體現在“頂層設計”的辦學理念上。專家如果在藝術實踐中不深入思考一些問題，比如傳統和當代，藝術形式和內容的表達，個人風格的構建等等，不梳理中國的歷史文化，不思考未來的發展，不佔領學術制高點，這個學校的學術和專業就值得質疑。我極反對外行領導專業院校。作為院長，作為專家，必須要對學術有足夠的重視，自己的藝術實踐一定要有高度。我強調系主任一定是這個系裏專業最優秀的學科帶頭人。
鄭：我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在一些重要的國際展事上，像卡塞爾文獻展、威尼斯雙年展、聖保羅雙年展，以及國內當代藝術大展上，比如廣州三年展、上海雙年展中，很少看到陜西籍的藝術家和西安美院的藝術家出場，請問，您對此有何評價，據您了解西安美院的藝術家對此有何想法和打算？
王：這個提問非常好。當代性這個話題是絕對不能回避的，它是歷史的必然。中國藝術創作肯定要往前走，不能搞倒退。問題在於如何看待當代性，當代性的概念是什麼？是北京798展示的那些藝術，還是充滿西方文化內涵、審美標準以及價值觀念。所以不能簡單看西安陜西籍的畫家，參與當代藝術展事的人員數量，這只是表面現象。問題在於中國當代藝術的關注點在哪？什麼才是中國自己的當代藝術創作，這是核心問題。
中國目前的當代藝術現狀是什麼，我覺得多數作品體現的是西方的價值觀與審美趣味，是西方體系的中國挪用，有的甚至就是拿來主義直接模倣，這個是普遍現象，非常要命。
舉個例子，同樣是華裔法國藝術家，我喜歡趙無極，不喜歡朱德群，因為朱德群的語言是西方的，而趙無極的語言是東方的，東方的哲學與智慧在他作品中得到充分表達。回顧現在的中國當代藝術，如果把無聊、麻木、無賴這些劣根性放大了在藝術中加以表達，認為它是中國人的主體精神面貌，這未免太荒誕了。現在理論界、批評界還未對此現象進行很好地分析。
鄭：中國社會處於複雜的社會形態中，前現代、現代、後現代以及後殖民文化語境。
王：不能排除西方文化用資本對中國的主體文化進行衝擊與改造。對於中國現代性問題，我個人充滿憂患意識。上世紀60年代，提出什麼是當代性的問題？那時黃胄的畫出來後，鄧拓寫了一篇文章叫“黃胄繪畫中的三新”：思想新、意境新和畫法新。藝術手法新，難道不叫當代性嗎？創新就是當代性。
鄭：當代性是在問題意識中的創造性。
王：每一個時期都有創新與當代的問題，李可染把光引進創新中國山水畫，是不是當代？傅抱石、石魯的新山水畫是不是當代？錢松嵒《紅岩》的崇高、《常熟田》的新江南，較之於四王是不是當代？他們主要是針對傳統藝術，提出當代的命題、當代的概念，而且是站在中國文化脈絡之上理解當代。改革開放這個時期，西方對我們衝擊得很厲害，現在，當代的標準往往是按西方的價值觀和標準來評判的。我的理想是：“西安要引領中國的當代藝術”。在西安這個地方引發了關於當代性的思考很有意義，什麼是中國的當代藝術？中國當代藝術要傳承中國什麼樣的審美標準？我們要直面問題，而不是回避。為什麼我要談重在“開今”，就是談怎樣關注當代，“開今”的一個很重要的課題就是對中國當代藝術到底是什麼，一定要進行理論探討。
鄭：您關注的是西安美院怎樣利用歷史積澱的優勢，走入到國際文化建構的前臺去。也就是，如何把地域文化給予西安美院的藝術資源和當代藝術創作進行轉換。
王：西安這個地方，如果沒有深厚的傳統文化根基，就不會有撲面而來的中國氣息在裏面。
鄭：您認為西安美院要建構什麼樣的學術平臺，以便把自身的文化判斷和目前取得的創作成果呈現給大家？
王：西安美術學院作為大學是培養人才的地方，同時又是匯聚精英的地方。不管是藝術實踐，還是藝術理論，我們都吸收了一批優秀的學者，當然學校的當代批評理論這塊還相對薄弱。
西安美術學院有國家名師，有精品課程，無論是抓品質工程還是教學評估，確實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這還遠遠不夠。最終還是需要落實到對人才的培養，出作品，出人才最重要。因此，以後我們的工作重點是努力建構當代藝術批評與創作平臺，把培養藝術的實踐人才和理論人才緊密結合，實現理論與實踐互動，以西安為平臺引領中國當代藝術理論和創作的本土生發。我願意為有識之士搭建廣闊的學術平臺，在這裡與大家一起進行分析、探討、研究、能夠預示未來學術發展方向的當代思考，從而推動西安美院的良性成長。
鄭：現在院校之間的競爭實際上是人才建設，打的是沒有硝煙的人才儲備戰。
王：是啊，劉備為什麼三顧茅廬去請諸葛亮，有人才就可以得天下，有人才就能夠佔領學術制高點，這非常重要。
鄭：王院長還有其他想談的問題嗎？
王：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領導作風。如果領導太強悍，就會扼殺集體的智慧。所以辦學與管理學校要講究方法，要有團隊意識，注重團隊建設。團隊的重點就是以專家、教授、名師為群體的核心力量。一所學院，肯定要有一批具有號召力的專家學者，它是成就一所名校的靈魂所在，學生就是奔著這批人去的。
另外，管理團隊也不容忽視，現在教育規模比過去大多了，如何把學生的思想工作做好，把學校的管理制度定好，讓專家，學者安心搞學術也是一個關鍵問題。怎樣才能做到民主管理、科學決策，讓大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把話説盡了才能有科學的決策，如果大家不説盡，不敢説，或者不想説就麻煩了。不想説意味著領導不務正業，這個學校沒勁誰去説，都不想説。不敢説就是領導作風霸道，所以不敢説。不敢説，不想説就不能形成良好的學術氛圍，就不能讓純凈的氣場貫穿在學生的求學當中，貫穿在專家的治學當中，貫穿在校長的治校當中。
説到本質就是四個字“求真務實”，再四個字“內涵發展”。“內涵”就是不做表面文章，“求真務實”就是秉持科學精神，不是喊喊口號，搞搞假大空。如果教師沒有良好的求真務實精神，就不能教給學生求真務實的精神。因為我們是教書育人，不僅僅是傳授知識。
所以我常説，誰能聚四海之賢，誰就能辦一流大學。作為一個領導者，同時又是一個藝術家，就要有寬廣的心胸，不能嫉賢妒能，看不得別人有高見，集體智慧太重要了。西安美院今後要以特色和品質為立校之本，注重“內涵”。從長期來説，就必須提高軟實力，不注重“內涵發展”，過幾年就被掏空。前面喊幾年還熱熱鬧鬧，再這麼喊下去就枯竭了，不垮才怪。
“求真務實”就是把一些想法真正落到實處，才能慢慢聚集力量，達到預定目標。關於“內涵發展”，現在我們還要進一步展開談，它需要真正進入到課程體系，進行教學討論，專業分析，在實踐中反覆驗證。西方一兩百年的教學實踐形成完善的體系，按照體系進行課程設置，再經過幾代人的論證進行補充和修正。
我們現在才開始構建中國自己的教學體系，還沒經過實踐的反覆論證，所以更談不上有多少成果，但不注重“內涵發展”，最後肯定就跟“大躍進”一樣喊口號，只有害處，沒有結果。
發表于《畫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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