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要服務於大眾

文藝方針的提出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莊嚴地宣佈“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標誌著中國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隨著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重大變革，中國的文化以及文學藝術也發生著深刻的變化。毛澤東1942年發表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新中國文藝發展方向的指導性文獻。文藝“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在普及的基礎上提高，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等，成為發展文藝事業的基本方針。

藝術要服務於大眾，藝術家首先要從人民大眾的實際需要出發，要了解他們關心的問題和藝術接受的能力。在延安時期，人民大眾的主體是工人、農民、士兵；1949年之後，特別是進入改革開放新時期之後，包括知識階層在內的城市居民的比重日益增大，人民的範圍也由此擴大。變化不僅發生在數量上，而且更反映在他們文化知識水準的提高上。藝術服務的對象的變化，必然反映在藝術的各個方面：從創作題材、形式語言到展示方式。

人們在討論藝術為人民服務的方針時，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為這僅僅是指藝術的普及或大眾化的層次，而不是指高雅的藝術形式。其實，藝術服務於大眾不僅是對那些通俗易懂藝術形式的要求，而且是新中國藝術發展的基本方針。

新中國的美術創作之所以沒有在普及的層面上止步，一是因為中國共産黨的文藝方針是要在滿足和人民審美需要的基礎上提高他們的藝術欣賞水準，適應他們的精神需求；二是我國有一支矢志於服務於社會、服務於大眾和訓練有素的藝術家隊伍。他們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探索藝術創作奧秘，他們逐漸懂得，為大眾服務的藝術同樣要追求形式美感，要具有藝術感染力。

美術的成果

在20世紀一段很長的時期，出於中國特定的社會環境的需要，從西方引進的寫實藝術受到一些文化啟蒙學者們的推崇。他們認為，用寫實的藝術語言敘説歷史和現實事件，刻畫真實的人物形象，配合政治鬥爭，能啟發和動員群眾參與社會變革。由此，五六十年代的中國，寫實藝術成為主流。西方自文藝復興至19世紀的現實主義美術受到歡迎，而西方的現代主義則受到排斥和拒絕。從藝術平衡學和藝術多元論的觀點看，新中國五六十年代的藝術格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但是，從另一方面看，在西方20世紀現代主義思潮疊起、寫實藝術走向全面式微的情況下，在中國崛起的寫實藝術潮流，也是一道耀眼的風景線，從世界藝術的大格局看，它與當時蘇聯、東歐的寫實主義藝術一起也成為西方現代主義的制衡力量。

至於新中國寫實主義美術的成果，應該説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這突出表現在寫實油畫、版畫、雕塑和國畫人物畫方面。這些美術門類中的眾多的人物形象，組成了中國現代人物形象的長廊，生動地反映了近現代中國的歷史，反映了屹立於東方的新中國的形象和人們的精神面貌。

20世紀以來形成的中西融合的寫實傳統，在改革開放新時期並沒有中斷，雖然它不斷受到現代主義和前衛藝術的挑戰。一些執著于寫實風格的藝術家繼續在鑽研寫實技巧，使寫實藝術更為精進、純粹，突出的例子是21世紀初在北京形成的中國寫實畫派。

新世紀的美術探索

在中國畫領域，人們在反思了上世紀一段時間“改造”中國畫所走的彎路之後，對筆墨語言更加關注。但是具體到人物畫創作，人們認識到，西畫引進後重視寫實造型能力和提倡寫生方法，對中國畫的人物畫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即使在山水畫領域，適當引進西畫的造型觀念與技巧，也是有益於創新探索的，李可染的山水創造成果便是最好的例證。

探索性或前衛性的藝術可能為人民大眾服務嗎？我想回答是肯定的。讀讀有關西方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藝術的文獻，我們便可以了解西方這些前衛藝術家不少是馬克思主義的信奉者，他們要把藝術從象牙塔圈子裏解放出來，要讓藝術從博物館走進大眾。他們的做法也許比較激進而不可取，但是他們擁有的這一理想值得我們關注。

藝術上的“懂”也是一個廣泛的、不確定的概念，許多人同時看一件藝術品，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喜歡或欣賞，甚至有不同的理解，即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不能用舊的思維方式要求每一件作品立即為絕大多數人認可。當然，一時只為少數人理解和讚賞的作品，隨著時間的推移，可能征服越來越多的觀眾，這一點已為中外藝術史上的無數事實所證明。不過前提是，這些藝術家的心態是純潔、真誠的，心裏是裝著社會大眾而不是謀私利的；是符合藝術規律和有前瞻性眼力，而不是靠胡作非為或一味追求荒誕怪異來嘩眾取寵的。

顯然，在新形勢下堅持和執行藝術服務於人民大眾的方針對藝術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仍然要積極支援和大力扶植易為大眾所理解、接受和欣賞的藝術品類和形式，在這項工作中要注意提高“俗”藝術的格調，防止和抑制可能出現的低級趣味；另一方面，要積極扶植高雅藝術，培育能反映我們時代精神，有鮮明民族氣派的藝術品。

對我們藝術家來説，不論用何種方法從事藝術創作，心裏要永遠裝著哺育著我們的廣大人民，要從他們的根本利益出發來從事自己的藝術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