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大箴:細嚼人生的痛苦,玩味人生的快樂

時間:2009-09-02 15:35:15 | 來源:藝術中國

細嚼人生的痛苦,玩味人生的快樂

──讀《胡一川文集:日記、書信、文稿》

我帶著崇敬和激動的心情,愛不釋手地閱讀了胡一川先生的日記和手稿彙編,思想上受到深深的教育,精神上受到強烈的感染。我要説,這是一部富有人生哲理、浸透了人生智慧和高尚情操的讀物。

胡一川先生是我國現代美術史上著名的藝術家、藝術教育家和藝術活動家,我國新興木刻運動的先驅者之一,他在版畫、油畫領域均有卓越的創造,對延安魯藝美術系的發展,對中央美術學院、武漢中南美專和廣州美術學院的創辦和成長,都做過重要的貢獻。他自30年代起獻身革命美術事業直到20世紀末,走過了漫長、曲折的路,經歷了無數嚴峻的考驗,但他忠於藝術的一顆赤誠的心,他對藝術服務於人民大眾的信念,不但始終沒有改變,而且越來越堅定。他的日記(從1937年到1994年)跨越抗日戰爭、解放戰爭、解放之後的十七年(1949-1966)和改革開放等歷史時期,是一部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獻,其研究價值遠遠超越美術領域,而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因為這些日記不僅從一個側面真實而生動地反映了在中國社會大變革中一個革命知識分子走過的道路,而且反映了革命美術的發展、壯大的過程,反映了中國20世紀近七十個年頭的社會變遷。

胡一川先生早在1929年進入杭州國立藝專學習繪畫時,就參加了中國最早的革命美術社團“一八藝社”,1930年參加“左聯”,任左翼美聯執行委員,同年參加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他是最早參加魯迅先生領導的新興木刻運動的青年木刻家之一。為此,他被學校開除,中斷學業。在上海他成為中國共産黨的一名黨員,並以更大的熱情投入工人運動,在新興木刻運動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艱苦的地下革命活動和木刻藝術實踐以及被國民黨囚禁過的經歷,考驗、鍛鍊和培育了他的革命品格、意志和精神。現存的胡一川先生日記始於1937年1月1日,從他早期的日記中可以看出,那時他已經是一位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一位有成熟見解的革命家,一位有獨立思想、有個性追求的藝術家。這為他爾後的革命生涯和藝術實踐(藝術創作、藝術教育)奠定了牢固、穩定的基礎。這三者,即革命信念、革命實踐和有個性的藝術,統一在一人身上,實非易事。這得益於他的勤奮好學、吃苦耐勞和積極進取的性格,當然也得益於時代賜予他的機遇。胡一川是時代的弄潮兒,他在激蕩變革的社會大潮中游泳,沉著機智地應付著來自各面的風浪,度過了無數次的風險,跟隨時代前進。他的人生哲學是務實的,也是樂觀的。“細嚼人生的痛苦,玩味人生的快樂”,寫在他1937年1月11日的日記上的這句話,似乎是他一生的座右銘。他正視人生的痛苦,不畏懼地承受它,去細細地咀嚼它,但同時他決不放棄人生的快樂,他追求和玩味人生的快樂,併為之奮鬥。他之所以要細嚼人生的痛苦,正是為了追求人生的快樂和幸福。他的快樂觀不是從小我的立場出發的,而是著眼于國家、民族和廣大人民群眾,是“為了全人類爭取自由解放。”(1942年3月9日)正是為了這個目的,他樂於奉獻自己和做自我犧牲。為了參加抗日救亡的偉大事業,1937年8月他毅然和熱戀中的女友黃君珊告別,獨自奔赴革命聖地延安,直到八年後的1944年他們才重逢于延安。胡一川先生是一位樂觀主義者,在最困難的時候對革命的最終勝利充滿信心。在1937年4月3日的日記中,他寫到:“盲盲夜終歸是要過去的而光明的大白天也必然的將快要來臨。”


 

胡一川先生日記中的內容很豐富,首先他用這種方法來記事,記下他的所見、所聞、所感,他的喜怒哀樂。這部分內容非常重要,因為他的身份和地位,尤其在延安和解放初期他處於中國革命美術的核心,日記的內容涉及的人和事以及有關美術活動,非常廣泛,是很珍貴的歷史資料。在記事的同時,他還常常把他心目中的尊敬的革命家、思想家、大文豪、藝術家的語錄作為格言寫在自己的日記上,用他們來要求、鞭策和激勵自己。在去延安前,他讀過不少革命書籍,讀過很多中外名著,這些書籍給他提供了極其豐富的精神養料。從他的日記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世界觀和藝術觀(包括他對藝術與社會、與群眾、與政治的關係,藝術的內容與形式,藝術的繼承與革新,藝術家個性風格等問題的看法)早在30年下半期就已基本形成。到延安之後,特別參加了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聽取了毛澤東同志的講話之後,他的藝術觀念更加成熟。他一生堅持和捍衛這些原則,排除來自外界的種種干擾。我覺得由於他愛讀書和勤於思考,他的視野很開闊,對中外各種美術思潮的分析相當客觀、相當準確,也善於從中吸收營養來補充自己。例如他説“我感覺到西歐的新派畫有生氣,但沒有內容,同時我也感到蘇聯的美術有內容但缺少生氣,能發揮他們的長處克服他們的缺點,這就是新興藝術的誕生”(1942年2月21日);“學院派的畫風是一位畫家入門必經之地,但也是一種培養畫家的鐐銬” ,“死板板的寫實不是藝術表現上的最高理想” (1942年2月22日);“藝術的表現並不完全在於表皮的逼真,重要的還是在於表現他的本質” (1937年3月13日),等等,就非常中肯,非常實事求是。在印象主義和後印象主義受到口誅筆伐年代裏,胡一川先生竟然對後印象派畫家高更有這樣精到的分析:“高更的畫並不是完全告訴了人家熱帶的生活,主要的還是在於它在反映這些內容上表現出了另一種另人迷戀的情調。” (1944年5月4日)由於他有開闊的胸襟,善於吸收各派之長,他的藝術實踐,從早期木刻《到前線去》,到50年代的油畫《開鐐》,到晚年的繪畫創作,都遵循了這些符合藝術規律的原則,從而具有鮮明的個性和富有時代精神。對此,他有高度的自覺,他説:“我覺得我的作風是吸收到一些中外的精華和發揚了我自己的個性。”(1942年8月14日)

讀胡一川先生的日記,還有一點特別的感觸,那就是他是一位有豐富感情和有人情味的革命藝術家。在艱苦的戰爭年代,他和黃君珊的愛情生活是那麼浪漫和那樣富有詩意,在遇到嚴重挫折時,又對愛情是那樣的忠貞。他寫給遠隔萬里的戀人的信感情真摯,對國家、民族的前途和未來的幸福充滿著憧憬和期待,文字又那樣優美,讀來令人陶醉和神往。

胡一川先生是一位與時俱進的人。改革開放時期,他進入老年,但他仍然堅持學習,堅持寫日記,不斷鞭策自己,不斷更新自己的藝術觀念和拓展自己和藝術實踐。他晚年在書法和水墨領域進行了探索,取得了成績。在新時期,他仍然關心和思考當代中國美術創作中遇到的新問題,並寫下了許多有價值的見解。例如他對中國畫的優長與不足的看法,就相當有學理性。

值胡一川先生日記、書信與手稿彙編付梓之際,僅以次讀後感式的短文表示我對這位傑出前輩藝術家的崇高敬意和深切懷念。

 

                                                        2003年11月11日于北京,中央美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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