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范先生藏品)這是個一億五千萬年前的一個完整的恐龍化石,這個是地質學上的侏羅紀化石。上面這個龜化石也有一億年。我為什麼把它們放在書房?我看到它,我就想到了,人生短,藝術長。我想到人生這一世遠不如飚塵。什麼是地久天長?什麼是煙雲過眼?什麼是你的生命的價值?什麼是微不足道的追逐?都可以從這得到感悟。一億五千萬年,什麼概念?六千萬年以前,恐龍基本上絕跡了。就在恐龍絕跡以前,九千萬年,這個恐龍在世。所以,我們想到這個年代的久遠,我們怎麼能夠不珍惜自己的生命,怎麼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消耗在一種無聊的是非鄉。
張公者:您很少參加美術界活動。
范曾:因為畫家聚在一起,這個場呢,一個人身上如果冒一點俗氣,這個場薈而萃之,能把一個人轟出來。
張公者:汶川地震您捐了一千萬給災區,感動了無數人。
范曾:我當時在法國參加聯合國的一個會議,聯合國的會議有我一個講話,而且就是(2008年5月)21日。我記得那次會議是捐款會好像是18日,我16日趕回來。我怎麼知道的呢?是朱軍給我打的電話,朱軍講文聯希望我能夠參加這樣的一個活動,並希望我講話。我説我立刻回來,買了飛機票第二天就回來。16日我回來了以後,朱軍就來商量捐款這個事情,我説現在你認為捐多少為好?他説,捐個一百萬吧。我説太少。“二百萬?”我説不行。“五百萬?”我説也還不行。“八百萬?”我説離一千萬還有兩百萬,那就一千萬吧。大概決定的過程就是這麼短的時間,然後我就給楠莉(范先生夫人)打電話,她當時在外國,我説我捐一千萬,她説“好!太好了!”第一個字回答就是好,就是這麼一個過程。
張公者:您沒有和其他的捐款人作比較(捐款額)?
范曾:沒有。這個不想比較。捐款以後,我謝絕一切媒體對我的採訪,説人們在痛苦中,我們這是應該做的事情,做完就行了。我在國內沒有會見任何記者來談這個捐款。我很快又到法國,我20日到巴黎,21日在聯合國大會進行講演。聯合國大會非常友好,就在那現場起立,為中國汶川地震默哀一分鐘,我很感動。當然,我最後講演提到,説我在講演的時候,我們祖國汶川的同胞正在受難,我感謝諸位對他們的哀悼。我講的時候眼淚快要流出來了。可是我最後眼淚也沒流出來了,因為我會克制。汶川地震捐款大會的電視,大約周圍人都會哭得很厲害,我就不會,能克制。當時有個特寫,我眼睛裏淚花在轉,但不會流出來。因為男人不需要流眼淚。我曾經講過,一個男子,一個純粹的男人,一輩子只許哭兩次,一次是母親將死,你可以痛哭于床幃之前;國之將亡,你可以痛哭于九廟之外。其他的時候都不值得哭。我祖國需要男子漢的鐵肩,需要的不是眼淚。這是我經常勉勵自己的。當講完以後,在法國華人圈相當地轟動。新華社的人都來訪問我,順便就問起來汶川地震捐款的事情,我説這次捐款一千萬,我最近看到了一個消息一個乞丐捐了30塊錢,我説他捐的東西也不比我少,還有大的企業捐幾個億也不比我多。在這個時候愛心是相同的,無論錢的多少,我也不願意和任何一個人比較,這就是我的性格。你們從來不會看到我在任何場合和別人比,這不是我的為人。
張公者:您是在國際上有很大聲譽的中國畫家,您有很好的條件在國外生活,為什麼沒有選擇在國外生活?
范曾:在國外我感到很孤獨。孤獨的原因,一個是沒有對話的人。而北京,它是個首善之地,這裡面藏龍臥虎,各個領域都有傑出的人,可以和我交談、進行思想交流,有時很多智慧的火花在這個交談中會迸發出來。這種快樂對一個重心靈而不重物質的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我在國外生活當然可以講是非常好。可是,這個好,對一個生活在心靈中的人來講,它是一個身外之物。回到祖國以後,我有我尊敬的師長,我有我心愛的學生,我有很多各界的朋友,從影視到體育、到文學、到藝術,各個領域的最傑出的人物都願意到我家裏來。當然這些人,都是在各自領域做得非常了不起的。我曾經和楊振寧在新加坡科技大學,兩個人同臺做過一次談美的報告。我和陳省身先生在南開大學也同臺做過一次演講。另外,像有些科學家也願意到我家裏來,如大數學家丘成桐,我願意聽他們講。聽他們講有什麼好處呢?雖然是完全不同的領域,可是我可以提出問題,和他探討。這些問題哲學上的意味是什麼?中國古代的感悟哲學,在哪些方面走在西方實證科學的前面?中國古代的哲學是一個不求實證但求感悟的哲學。西方的哲學可不行,西方的哲學不然。科學有多高,哲學就有多高。西方現在的哲學家也無事可做,因為他們科技太發達,科學最多也還是在時空裏發生的一些變化。可是時空的問題,科學家在這裡實證了很多哲學家想不到的事情,這個就是我所願意和西方的科學家談談話的原因,包括像丘成桐這樣數學方面的傑出人物,他是楊樂介紹的,楊樂是我中學時候低一班的同學。楊樂寫了一封介紹信,這篇文章在上海《社會科學報》都登載了,而且登在第一篇,這是郭長虹整理的,當時他在。我不感到寂寞,馮驥才叫我享受寂寞。我説你自己不是喜歡熱鬧嗎?
張公者:馮先生很忙的。我也去採訪馮先生,他秘書説只給我半個小時採訪時間。
范曾:享受寂寞,這是你在繁華過去以後一種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要。至於講能把這個寂寞當作是享受內容的話,這個可能很高深。禪的本意就是沉思。那麼對我這種藝術心靈生動活潑的人,可能是不太合適的。
張公者:祖國對您意味著什麼?
范曾:在文聯的一個新年的聯歡會上,叫幾個名人講幾句話。我説“我分擔祖國的痛苦和災難,我分享祖國的光榮和尊嚴,因為你的名字叫中國”。中國從鴉片戰爭到今天,一百七十年來,受盡了蹂躪。我國所受到的欺淩是深深刺痛中國人心靈的,尤其是敏感的知識分子。因此對祖國的每一次的強大,我們從內心能夠由衷的歡欣。神舟六號,費俊龍和聶海勝在天上,他們是半夜回來的,我一夜沒睡,就等著他們回來,一直等到四點多宣佈神舟六號勝利完成任務,我才睡。後來聶海勝和費俊龍和楊利偉到我家裏看過我,那麼我非常高興地接待這些民族英雄。同樣神舟七號,我在一次宴會上,我給陳炳德將軍講,像費俊龍和聶海勝一樣,我一個人送一張大畫給他們。他説,好,那我就向他們宣佈,沒問題。因為我想,我的藝術在這個時候能帶給他們的可能是知識分子的感激和一種感動。在這個時候,它是無價的。我想中國現在遇到前所未有的好時代,你們都生活在幸福之中。過去我們的磨難和痛苦已經過去了。其實貴刊那篇文章的一個惡毒之處,就是講,我在“文化大革命”裏頭鬥沈從文,這完全是荒謬之説。過去已被歷史博物館的老人們批駁得體無完膚,而且我也有文章,《憂思難忘説沈老》,很清楚。還有他講的非常污穢的話。講我外靠奸商,內靠官僚。我既不靠官僚,也不靠奸商,我的藝術是一個自在之物,它的神聖性是我內心的靈智之火,我怎麼會把自己貶成這個地步,完全是荒誕的。而且這個謠言所從來遠矣!過去Huan某因為在政協會上講,我大為震怒。從此不理Huan某。後來終於追根溯源,是某公在南京有一次開玩笑説的。某公也是我的一個老朋友,他這個人比較隨意,有時開玩笑很離譜。這個人已經故去了,人已故,今非昨,不必抓住他不放,而且也是我的一個朋友,這也不能構成他的一個詬病。因為他講的胡話太多,在一群胡話裏面,這個話就不太突出。而對於我,這樣寫文章的人,這麼講究文辭的人,就很莫名其妙。像這種無恥之説,對我傷害是很大的。但是我有個大的名望壓著,沒起什麼作用。
我覺得文藝界有的人氣量是很小的。我不知道什麼原因就得罪了像Huan某這樣的人。也許我的文章,或者説也許我在談一些道理的時候,批評一些現象時,他就自己對號入座,他就咬牙切齒地罵,就在吳祖光先生的家。吳祖光先生是對我非常好的一個老人。吳祖光對Huan某講,他説你能講一件范曾很不堪的事情,我就聽你,他沒有,一件都沒有。Huan某你幹嗎這麼恨呢,這真是莫名其妙。佛家把這種叫無明煩惱。這種情況在知識分子裏經常有。其實要談藝術,你再評高低,沒關係,因為藝術它自在。你附加很多東西來評藝術,那並不能證明藝術。
張公者:請談談對待師長。
范曾:我覺得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寫過一篇李可染先生的文章。李可染先生這篇文章,當時是小可到我家裏來請我寫的。我説好。這篇文章後來影響比較大,後來《人民政協報》也全文轉載,很多的書刊都轉載出來。我們在生命的歷程裏有很多需要感激的,“平生多感激”。在你前進的過程給你知識、給你援手,給你幫助的,你都應該記住。這種感激之心很重要。所以講,我們要感激父母親,感激祖國,感激我的師長,感激一些在我困難的時候援之以手的朋友,這些都是人生難再。離開了這個時間、條件、地點就不行,都要記住。我們要對人或事情有敬畏之情,比如説這個人的確學有專攻,你就應該欣賞他。一個能欣賞別人的人,是非常難得的,有這樣的胸懷很不容易,甚至你可以欣賞敵人。像項羽在鴻門宴上看到樊噲進來,在盾牌上生豬肉“嘩嘩”地切,劍將肉送口就吃,項羽站起來説,“壯哉,勇士!”欣賞敵人。有這種胸懷,那是很不容易的。要有敬畏,敬畏包含著你對學有專攻的人欣賞。另外一個我們還要有一個惻隱之心。對社會的弱勢群體,對生活在貧困邊緣的人群,或者孤立無援的一些人,都要心懷惻隱之心。這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懷有惻隱之心能不能保持付諸自己的實踐,這是一個過程。過去好像王陽明講,一個小孩掉到井裏,大家第一反映説,“啊,救啊”可是以後的表現不一樣了。有的人就拿梯子派人救,有的人看看之後走了。有的人根本就不關心。有這種惻隱之心,就近乎佛心,就有廣大的同情,有廣大的悲懷。
另外,作為一個中國人,真是需要有赤子之心。我們不要看到現在的一些國外人對中國好,因為中國富強了,有錢了,都想分中國辛勤勞動的積累一杯羹,把中國當冤大頭。我們也想想,你們的列祖列宗,對不對得起中國?我們的圓明園,就是一把火,燒燬了中華民族璀燦的文化。當時法國是拿破侖三世,英國是女王。當時這個侵軍客艦隊隊長希望雨果寫篇文章,歌頌那次遠征。結果雨果來了一篇非常不可思議的訓斥,他説你們完全是兩個無恥的強盜,這兩個無恥的強盜一個就是拿破侖三世,另一個就是英國女王。對東方這座神聖的公園,一個萬園之園,你們給毀壞了,就像古希臘帕特農神廟一樣。這麼無恥的事情還叫我歌頌?法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心是相通的。我們不把外國人都看作是最壞的。我接觸了很多法國人,對中國人也是非常地友好,包括聯合國。他們就是授予我聯合國教科文特別顧問,授予我紅色護照。其實我想這種來源於什麼?來源於我後面有強大的祖國。他們也不是隨便説説,他們也要得到我們文化部的回函,文化部有很熱情的回函,認為范曾先生是當今中國文化一個傑出的人物,希望他在當聯合國的多元文化的科教文特別顧問中,作出他的貢獻。如果講不是一個強大的中國,他怎麼會把這麼巨大的榮譽給我?不會的。我想我今天跟你所談的,都是由衷之言。
張公者:請談談您的愛情觀。
范曾:這和書畫有關係嗎?
張公者:是您説的,就與書畫有關係(笑)。
范曾:我想愛情可以從大的方面來看。愛情對每個人都適用的概念。因為有多少人就有多少愛情的方式。可是有一點是普遍性,什麼叫愛情?就是這個人使你刻骨銘心。如果講不是這樣的,或者是金風玉露一相逢,這樣的不叫愛情,其實那個叫遊戲人生。另外曾經有過愛,可是遇到背離的時候,這種痛苦的傷痕在心裏是很難磨滅的。我曾經在一篇散文《乾一杯,再乾一杯》裏提到一段,我説當時我們都去幹校,小夥子都在談戀愛,前前後後收到女友絕情的信。我就帶了一群年輕人,帶著我們珍藏的照片和所有的信件,全部拿出來,到湖邊去,我們買了很劣質的酒,因為當時沒有好酒,也沒有錢,就是一塊三一瓶的白薯做的酒。我們把所有的信件都燒掉,我們舉起酒杯對著茫茫大湖,莽莽蒼天干杯,為了愛情的死亡,愛情已經死亡了。這個不叫愛情。我是這樣來看待愛情的,其他的就不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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