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國畫確實沒落了,因貧血而沒落,因當代藝術的過分招搖而沒落。畫的人少,就比踢球的人多些,畫得好的人更少。”
“現在的某些國畫家們,嘴裏説著傳統,一下筆,傳統不知跑哪去了;嘴裏喊著師造化,已經好幾年不出門,光忙著在家裏數賣畫的錢。”……
6月19日,《文匯報》發表署名吳林田的文章《當下中國畫創作患了文化貧血症:中國畫,誰來畫?》,在美術界引起較大反響。
日前,李苦禪之子、清華大學美術學院教授李燕以《悲鴻不“貧血”,國畫有群英》為題撰文,針對吳文,條分縷析,一一置辯。
中國畫門檻比其他畫種高?
吳林田在文章中明確表示,中國畫的門檻比其他畫種高。他説:“中國畫的門檻高在國畫家要通書法,要會作詩,要懂篆刻甚至更多。通書法,筆力才厚,筆法才對;會作詩,説明你文學修養不錯;懂篆刻,構圖、細節才會有新意,否則,你畫出來的國畫看上去會‘很貧血’。”
李燕對此並不認同。他反駁道:“須知書法之道博大精深,何謂‘通’?‘厚’也僅係筆力表現之一端,更多筆趣如遒勁、灑脫、高古、飄逸,豈一個‘厚’字了得?怎麼才算‘會作詩’?古人早説了,‘詩言志’而已矣!難道還要如前輩一樣填古詞牌作古體詩嗎?曲之不存,詞將安在?即使填對了平仄,且謂之長短句,反倒讀來‘上氣不接下氣’,還不如百姓喜愛傳誦的民謠順口溜呢!他説的‘懂篆刻’可能指會治印吧?會治印的畫家不少,但也有高下與文野之分,高的,其心得遠遠超出了‘構圖、細節的新意’;低的,也就是‘刻戳子’而已,與金石藝術修養全然不沾親。”
李燕記得,24年前李連杰在他畫室裏曾説過:“不要論什麼拳高什麼拳低,不管什麼拳種,你練高了都高,練差了都低。”李燕表示,拳、畫一理,中國畫裏高的固然不少,從敦煌壁畫,到宋代梁楷與法常的大寫意人物與花鳥,清代有朱耷、石濤、揚州八怪、吳昌碩的山水與花鳥,近代齊白石和徐悲鴻等大師的作品都很高。但油畫史上高的也很多,達·芬奇、提香、德拉克羅瓦、倫伯朗、列賓、蘇裏科夫、阿依瓦佐夫斯基、庫因芝、印象派諸家的油畫,想跨其“門檻”,又談何容易?還有個小畫種漫畫,天天見報,切中時弊,刻骨入髓,宣泄民憤,影響極大。孫之俊、方成、華君武、李濱聲、繆印堂等近代諸家的“小小”漫畫,令人過目難忘,欲登其“門檻”,唯不畏威焰之有膽有識者可為!
“各畫種的高度代表作品是不具有可比性的,它們各臻其妙,無可互替,更無高低之分。‘君子周而不比’,如略微多點兒傳統文化知識,就不會妄比了吧!”李燕説。
徐悲鴻國畫是貧血的國畫?
吳林田直言,徐悲鴻的國畫是貧血的國畫,潘天壽的國畫是文脈清晰的國畫。他説:“素描、色彩畫得好的人不一定能把國畫弄好,徐悲鴻提出素描是一切造型藝術的基礎,潘天壽毫不遲疑地反對,並在浙美(現中國美術學院)國畫係拒設素描課,只有對國畫研習至深的人才會有這種魄力。事實證明,潘天壽是對的,浙美最輝煌時恰是國畫最繁榮時。潘天壽國畫畫得好,素描、色彩、油畫肯定不行;徐悲鴻畫油畫,也畫國畫,但徐悲鴻的國畫是油畫家玩的國畫,與潘天壽的國畫境界相去甚遠。”
李燕坦率地指出,吳林田不懂油畫的多種成因,也不懂素描與色彩的多種運用方式,更不懂徐氏素描教學的根本目的和教學實效,還犯了“比目魚症”——以偏概全的討論大忌。
李燕説,1918年徐悲鴻對學生李苦禪説:“文至於八股,畫至於(只摹)四王,皆至衰途。”不久年輕的徐悲鴻即對中國畫的改革提出了堪鑄鼎銘的觀點:“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絕者繼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繪畫之可採者融之。”他在教學中納入的素描方法僅是“可採者”而已,況且他和他的教學繼承者在實際教學中絕非照搬西方素描,而是“可採者融之”,其要點在於“融之”二字。
“徐氏那綿裏藏針的康(有為)體書法,收藏古字畫的誠心法眼,書文俱佳的題跋,其傳統文化的根底又豈是當今某些從未讀過《論語》、《孟子》、《禮記》、《周易》等中國聖典的人可以企及的呢?”李燕説,“至於他的國畫大作《愚公移山》、題著‘山河百戰歸民主,鏟盡崎嶇大道平’的《奔馬》,不僅前無古人,而且其偉大的時代精神與歷史印跡,也絕非對國家災難與人民命運茫然遙視的畫家所能‘玩’得出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