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王春辰
CIGE和藝術北京都落下帷幕。去每一個博覽會都碰到許多熟人，聊上幾句話，説説今年的新事情，也有媒體問到對博覽會的印象。CIGE是中國證券報記者電話問的，藝術北京是99藝術網現場視頻問的。這種提問時間短，又是現場，來不及閱讀參展文本，只能是走馬觀花、挂一漏萬的觀看。但如果全部看一遍，再回頭翻閱一下它們的圖錄和相關的人士反應，做點比較、反思，就可能多了那麼點問題式的評價。
回答CIGE的印象時，我説預展來的人很多，估計是為了一種期待，看看到底在經濟形勢影響下，市場晴雨錶的博覽會是怎麼個樣子。回答藝術北京的印象時，我説人們接連二三地穿行在藝術博覽會，也同樣是想看看博覽會在今天給人們展示了什麼樣的藝術大餐。當時在現場視頻時，才看了不到一半展場，以為那種大頭大臉、文革題材的模型化圖式少了。等第二次又去看時（特別是去看影像部分的展示，我認為是這屆博覽會最值得關注的內容），等再去翻閱它們的圖錄時，才發現這種模式化、空殼化的大頭大臉的作品不在少數。從眾多畫廊推出的這些作品來看，它們遠沒有意識到今天的藝術變化和藝術的真判斷。相反，仍然追隨了前幾年的流行樣式，把中國當代的藝術片面地與文革題材、與毛題材、與局部放大面孔、與呲牙咧嘴的小孩形象挂上鉤，把諸多無意義的樣式當作“當代藝術”的真諦。大謬不然。如果是為商業計，總該是有品相、有品質、有影響、有觀念的東西吧；但諸如此類的東西還大行其道，真不知藝術商業的智慧在哪。
CIGE和藝術北京的無奈也就在這裡。它們希望通過博覽會的方式，展示我們中國當下藝術的興盛和繁榮，但無奈參加博覽會的部分畫廊卻推出的是這些和藝術創造無關、和藝術思維深入無關、和藝術的觀念追求無關的脫離了歷史新語境的東西，不由得讓買家、藏家不知所云，不知如何下單。
固然，博覽會不是藝術雙年展、藝術大展，不必展出那些忒實驗、忒觀念、忒前瞻的作品，但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折射一些新的趨勢、新的藝術收藏品。如，這兩個博覽會都設立了專題展，這是相區別於畫廊主推作品之外的一種姿態，凸顯主辦者心目中看到的藝術現狀或對藝術的期望。CIGE設立了青年藝術區，希望在新人中找到變化的苗頭；藝術北京設立影像專區和主題區，希望藝術媒介的拓展和藝術觀念的豐富。但這部分力量太弱了，能不能引起業內人士的洞察和敏感，就要看當下藝術創作與批評的整體變局了。
藝術的買賣自然與經濟好壞有關，但不完全如此。當年我國經濟尚不發達時，不正是有那些先知先覺者的敏感和嗅覺，才抓住了歷史脈絡中的那些新現象、新人、新問題，才獲得了他們在當代藝術市場上的高位和利益。近讀一本書“The Art Dealers”（藝術經紀人），它頗多內涵。我們現在所熟知的很多重要藝術家及其作品，大部分都是出自這些藝術經紀人的推動。如Leo Castelli推出了賈斯波·約翰斯、勞申伯格、安迪·沃霍爾、裏希騰斯坦、唐納德·賈德等；Mary Boone在1970年代末發現、推出了David Salle（該藝術家的畫這次也出現在藝術北京上，在入口正門的左側展板上，很顯眼）、施納貝爾等新畫家；Jeffrey Deitch第一個發現、寫作、推出塗鴉藝術家巴斯基亞、基思·哈林，也最密切地推出了傑夫·昆斯，等等。他們都是認真研究美術史、親訪藝術家工作室、與藝術家交流，他們都尋找藝術市場不能規範的東西，以及還沒有出現在市面的東西。他們是發現者和創造者。在某種意義上，現代的藝術畫廊和藝術經紀人是藝術進程的改寫者，他們共同參與了當下的藝術創造，塑造了人們對藝術的認識和接受，而不完全是為了某一流行樣式的追蹤者或模倣者。後者當然也是一種畫廊模式，不乏成功者，或大多數屬於這一類。但具體到今天的中國畫廊業，如何參與到中國的藝術發展進程中，是一個全新的課題，它不再被動，不再是簡單的市場回報，更多的是一種愛好和使命，正如收藏的高境界不是為了投資，更不是投機，而是一種藝術的愛好和文化責任，收集了那些記錄時代、見證藝術史進程的作品和故事。這樣的藝術市場是不受經濟動蕩影響的，藝術的買賣本來就不是柴米油鹽，它只在於藝術價值和社會與歷史的文化價值。
2009-5-1北京花家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