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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近些年，因為美術活動的活躍和層次深入，美術批評和美術研討被更加重視和認真對待。如中國美協與江蘇文聯等單位聯合舉辦的“百家金陵”活動，從開始之初就注重針對展覽主題的美術史論研究，舉辦論文徵集、評獎和高層論壇；又如，第十一屆全國美術作品展覽也提出設立當代美術研究的美術論文徵稿。美術批評和理論研究被重視是美術深入發展的表現，但是在近些年，關於美術批評中暴露出的一些問題也漸漸為人所討論。如何能尋找一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拿人“紅包”，就要替人家“説話”。這被認為是當前阻礙文藝批評和文藝創作發展的“重症”。書畫界也面臨著這樣的問題，但某大學美術史論教授認為，書畫評論家應該得到勞動報酬，書畫家能出售作品賺錢，我們評論家為什麼不能？甚至可以説，有些不好的風氣首先是一種社會現象，美術評論和批評本身也難倖免。“紅包評論”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一種好的評論報酬制度。
市場“潛規則”：少則幾百，多則上萬
據業內人士介紹，目前藝術評論界有一個大致“紅包評論”的市場“潛規則”：以千字計算，寫一篇評論文章，“關係戶”至少500元，無關係者1000元至2000元。當然，這個標準僅僅指一般評論家，如果要找知名藝術評論家寫評論則更高，最高的可達千字萬元。如果出席作品研討會，則在以上標準上，增加吃、住、行及贈品，其費用要看接待規格。筆者就曾見一事：南京某書畫家自己寫好評論文章，只請北京某著名評論家署名而已，其費用稍低於以上花費。這種現象也不是個別情況。在這個“藝術潛規則”中，書畫家和評論家的“關係”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評論界有句話叫“只要關係鐵，什麼都好寫”。
評論目的：找人“抬轎子”出名
對於書畫界的這種現象，江蘇省文化廳藝術處副處長、著名畫家陳新建尖銳地指出：“這是全國普遍現象，而且不局限在評論界，有些行業也有這樣的問題。有的還是變相紅包。現在是商品社會，人人都想掙錢，想出名，新聞出版業也是商業環節一部分，所以書畫作品出來後，都想造成些社會影響。現在好多書畫家拒絕開研討會，因為沒有意思，大多數研討會都是弟兄哥們兒來吹一吹，抬轎子，吹喇叭，撓撓癢。”他認為“紅包與評論”二者原本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但在當下出現了一些
“結合”現象。“一是與社會的大環境有著必然關係，世界多極、經濟多元、文藝多樣了；二是書畫藝術家心態普遍心浮氣躁，像得了“流感”，文藝批評家沒有“有效抗體”，有少數的一小部分就很快被傳染上了，這樣他們成了”病友”，失去了價值觀。
在一般研討會上，每個評論家拿紅包的多少都是互相保密的，紅包“不透明”，因此陳新建稱這是“一個勢力的潛規則，不是務實的潛規則”。中國藝術研究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評論家認為，這個現象的産生和社會風氣有關，社會有腐敗環境，評論和批評本身也在所難免。現在人都很“聰明”，研討會上説説好話，文章裏多吹捧一下，書畫家高興，辦活動的人高興，皆大歡喜。但問題是這和批評的底線、批評的道德要求不符，什麼是真批評？巴結吹捧算什麼“藝術批評”？
各方回應：勞動應得到回報
儘管大家對紅包評論都持反對意見，但也有人認為藝術評論家付出的勞動得到報酬是無可厚非的。筆者認為，在我國評論家只是一個社會角色，而非一個職業，一般的評論家都有其他的工作，如大學教授或者藝術研究院研究員等，但其作為“評論家”是沒有“工資”的。“紅包評論”是借用詞，它的本質是批評家對某作品發表看法時有沒有拿對方報酬，有沒有被對方收買。但評論家經常面對一些很看不上眼的“垃圾”作品，也會付出很多心血去“閱讀和研究”。
“要你開研討會、要你寫文章評論，但你有另外的文化消費，你有看不完的經典，讀不完的名著，有很多的消遣，為什麼偏要去看垃圾作品呢？”陳新建説。“如我看了一批讓人不舒服的文化垃圾，我本身受了那麼多痛苦，區區一點錢就可以換回來嗎？”他認為藝評家的“紅包”掙得很痛苦，因為批評付出的代價和收入根本不成正比，一批作品看幾遍寫個千字文，真是個苦差事。
專家建議：讓報酬制度化
對書畫界的這個“流行病”，有沒有對症下藥的“治療方案”呢？制定一個“遊戲規則”是所有人期望的。
在我國目前沒有高額的稿酬給藝術評論家的現狀下，如何改變“紅包評論”滿天飛的現狀呢？中國國家畫院一位畫家説：“關於評論家的報酬，應該有一個方方面面認可的遊戲規則和標準，評論家的勞動報酬是必須付的，任何人都應按照規則辦事。建議搞一個聯繫、策劃、批評的機構，什麼樣的作品要評論應該給多少錢，什麼樣的人物應該多少標準，這儘管可能也會有問題，但關鍵是這個標準是公開公平的，沒有見不得人的東西，沒有‘暗箱操作’的餘地，但可能這只是個近於理想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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