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們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從二十世紀以後，中國本身的文化跟西方的關係，我們每個對位點都在影響學習，從林風眠到吳冠中，都有，現在實際上這個時候到一個什麼時候呢?實際上講起來是後現代時期，後現代時期是一個重新對過去所有的資源重新評價，用你個性的評價使它産生一種過去的藝術，産生價值的一個時代，它是一個解釋學的時代。
它不是像現代主義是一個開創的，開創的時候會偏執，後現代是一個解釋學的時代，所以整個系統裏邊，我們所接觸到的，我們所知道的思想家、理論家也都是解釋學的，福柯、德里達、羅蘭巴特都是解釋學的，是我們這一代最了不起的思想家、哲學家，從音樂家來講，演奏家在這個時代變得很重要，都是解釋學的，我們現在身處在這麼一個時代實際上是文化創作的低谷時代，全世界都是一樣，不是中國，二十世紀上半頁群璀璨的時代，我們這個時代是見不到的，我們是一個文化低谷時代，物質豐富，思想是很貧瘠的一個時代，這個時代我們要做事，要做事怎麼做呢?所以就是剛才你講的這個問題我自己認為是這樣的，一個中國畫家虛心學習二十世紀之後，虛心學習全世界優秀文化，老一輩的到日本留學、到歐洲留學，我們學習，我們本身還有自身的傳統，這些東西了解了之後，要起作用，能夠發生作用，每個時代的作用是不一樣的，對於我們來講，中國的藝術家和一個西方的，比如説是一個法國的藝術家，我們了解他們的藝術的量和他們了解我們藝術的量是不能成正比的，我們了解比他們更多，對西方的了解更多，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佔有的世界文化的資源實際上比西方的世界性的視角來講更多，我們現在建構我們的藝術的時候肯定這些東西都會進來，對中國的藝術家來講，他的優越性也在這一點，我自己也是這麼認為的，我一直強調中國人有一個非常好的智慧，就是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幹嘛?是在調配平衡所有矛盾性的地方，在平衡這種能力，我們能平衡，我們現在看所有能夠建立的國際性的已經被認可的大師或者是優秀的藝術家都有這方面的特點，國際上有馬友友，或者我們知道有李安，李安這個導演你説真是一個特別了不起……他每個電影拍的世界各個方面文化的不同點，他能拍理智與情感，也能拍美國西部同性戀的這種文化，也能拍《臥虎藏龍》，他點特別多，你説哪個西方藝術家能夠了解不同的文化，基本上講的還是對，體驗他的文化是對的，比如《少年派》講的是印度的東西，誰敢這麼做?沒有，一個中國的有儒學背景的或者是這種知識經驗的藝術家，我們有這個能力去體驗別人的文化，我們的文化是一種帶有接收美學的，我們把更多的空間留給讀者，我們會設身處地的體驗別人的處境，這是中國人一個特別能的事情，包括貝聿銘也是，他在世界各地的每個作品都非常適合那個地方，他沒有強烈的風格，他不是在建築當中特別表現自己誇大的表情，他沒有，他適合，這是最重要的，這個也是我們文化的一個優越的容忍或者是我們世故的一面，包括像趙無極，他也是，實際上他是宋人結構，西方的融合，和西方抽象化的一種融合，不是抽象畫，他是具象畫，所有這些東西都證明現在文化當中中國人能做的事情在這方面是特別有能耐的，有可能性的，所以説我們現在佔有的資源沒有説特別偏頗在哪一方面，這個時候你在解釋學上面的方面來講，對世界各種文化共有的現象，我們資源現在這麼豐富，能看到它，資訊那麼發達，什麼都能看得到，怎樣去調配它，這是一個能力，這個能力的要求是能夠産生一種融通的，把這些東西成為一種化境，而變成是你個人的，這個是我們目前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