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後現代之後的當代藝術需要解決藝術存在或者説藝術意義的根本依據或根本來源問題，因為，後現代藝術在杜尚的作品《泉》之後，在徹底解放藝術能指的同時，也徹底解構了藝術本體論，藝術（能指）意義的根本依據已經不復存在，藝術想怎樣就怎樣使藝術逐漸呈現出無聊、荒誕乃至邪惡的狀態（比如西方有一個後現代藝術作品是要殺死一個人，藝術家的母親居然願意以死配合藝術家完成作品），藝術已經無所謂意義不意義，藝術意義在藝術無可無不可中實際上迷失了。這種情況已經是後現代藝術史的事實。
但後現代藝術的這種無意義狀況我以為只是、也只能是藝術的一種過渡狀態，藝術不可能、也不能永遠處在這種狀態中，因為，作為人的精神表徵的藝術的無意義，實際上是人的生命的無意義，而人是一種永遠要追問意義的動物，這是人區別於其他動物的根本依據之一。所以，後現代藝術之後的當代藝術重新追問藝術的意義，反思藝術意義何以迷失的根本原因，重建藝術意義的根本依據，成為藝術史的必然。這種追問、反思和重建的根本點必然置於藝術意義的本源——本體論上，它是當代藝術哲學的任務。
本體論問題實際上是世界存在的終極依據問題，到底有沒有一個藝術意義賴以存在的終極本體？終極本體到底是什麼？藝術需不需要一個終極本體？它與當代藝術的關係究竟怎樣？帶著這樣一些問題去審視西方當代哲學，它們的某些觀點對於當代藝術的意義重建似乎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西方當代哲學對後現代文化意義迷失是有警惕和反思的，似乎在尋找某種新的秩序和意義。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德勒茲就是一個本體論的堅持者，另一位法國後現代哲學家巴迪歐結合德勒茲在晚年與他的私密通信進行研究，發現德勒茲並非一個無所顧忌的解構一切、推毀一切的後現代者，而是始終對後現代有所警惕的有著古典本體論情結的相對古典主義者。德勒茲説：“只有一個本體論的命題：即存在是獨一無二的。”（見德勒茲《重復與差異》一書），他認為存在就是那個獨一無二的大寫的“一”，這個大寫的“一”生成千差萬別的萬事萬物，但萬事萬物的每一個個體又不等同於大寫的“一”，無法還原為本體的大寫的“一”；作為大寫的“一”的本體本身並無意義，而具體事物在與大寫的“一”的參照中産生差異性的意義（強調了差異性），無限差異性的萬事萬物存在的總和才等於那個大寫的“一”；因為存在的本體（大寫的“一”）本身是不存在邊界的，所以具體存在事物的邊界是無意義的，是存在物通向存在的障礙，所以要不斷打破具體事物的邊界；但打破邊界是指向本體的，不是亂打破的。這就是説新事物的意義的依據（來源）是存在本體的大寫的“一”。
而巴迪歐的本體論是將德勒茲的存在與存在物的關係翻轉過來，他認為存在的本體是我們無法把握的雜亂的“多”，而“一”是我們操作的結果，是我們把握的某一種情勢，而各種情勢就構成了“多元”；由於本體是“純多”，所以在現實中就應該追求豐富、發展，即不斷打破具體事物的邊界，創造新事物，這樣才符合存在的本體。與德勒茲仿佛殊途同歸。
顯然，德勒茲的本體論帶有柏拉圖古典本體論的痕跡，但不同於柏拉圖的萬事萬物都可以還原為本體的“一”的本體論，而巴迪歐的本體論似乎帶有本體論的革命性質。他們對於真理的正確性及其意義的確證方式有根本不同，德勒茲要到本體的大寫的“一”中尋找依據，而對大寫的“一”的把握要靠直覺，但這種直覺又不是每個人都有，所以他的確證方式是精英主義的；而巴迪歐的確證方式是強調對現實中“多”的情勢的不斷忠實性的操作（研究）的過程的相對判斷，這個操作像是一种經驗觀察，通過觀察尋找某種存在的規律作為確證的依據。
（以上有關德勒茲和巴迪歐的觀點主要參考藍江《德勒茲的本體論與永久輪迴——淺析巴迪歐對德勒茲的批判》，《現代哲學》2011年5期。網上可查閱）
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這兩種本體論。憑什麼相信那個直覺？對本體的大寫的“一”的直覺似乎需要那個經驗觀察來驗證；憑什麼相信那個經驗觀察？似乎觀察的前提已經是有一個本體的大寫的“一”的預設。我的思考是：我們需要那個本體的大寫的“一”，沒有這個本體的大寫的“一”，我們的普世價值（常常是當代藝術的依據）就失去了依託，因為普世價值本身就是指向“終極”的，是終極本體（大寫的“一”）的前提預設下的實踐結果，沒有終極依託，普世價值是沒有約束力的；我們也需要那個不斷的經驗觀察，這樣才能不斷修正對那個大寫的“一”的認識（包括直覺認識），避免本質主義化，在現實中就是要避免將那些人文真理（包括倫理公理）的邊界固定化，這有利於人不斷打破、拓展自由的邊界，而不斷獲得新的自由。但新的自由（意義）的判斷依據也只能是那個終極本體的大寫的“一”——即是以對那個終極本體的大寫的“一”的新的認識為依據，而不是以形成共識的既往的認識（哪怕是公理認識）為依據。
這樣，那個本體的大寫的“一”的終極依據實際上是一種假設，就像科學的絕對真理假設一樣（沒有這個絕對真理的假設，科學絕對不會去探索真理，儘管絕對真理永遠無法絕對認識，但有了這個絕對真理的假設，科學才在探索絕對真理的過程中不斷發現相對真理。）而對這個假設的實踐認識活動，就會得出這個終極本體依據的相對認識（如普世價值），並在無限的實踐活動中不斷修正這個相對認識，這就像科學針對假設的反駁實踐活動而不斷得到和修正科學真理相對認識一樣，不斷假設、不斷證明、不斷反駁而不斷積澱、不斷增大的相對恒定的共識部分，就是終極本體依據的相對恒定的認識（比如普世價值和物理學定律），一般的當代藝術創作是以它為依據。而不斷修正的過程就是不斷超越的過程，這種超越的判斷依據仍然要依靠那個終極本體依據，只有在對終極本體依據的思考中，才能判斷是否超越，那種超越了當代普世價值邊界的當代藝術創作，其超越意義的判斷只能如此。這就是我為什麼要強調當代藝術及其批評的終極依據，以及在此依據下的針對具體問題的社會科學研究對於人的存在意義的不斷發現、不斷超越。我的“問題主義”當代藝術本體論的主旨就在此。
對那個終極本體依據（大寫的“一”）的認識是一種針對假設的科學探索過程，而不是靠某個神啟或某些精英的直覺頓悟，是從生命的生理、心理、精神層面，探索生命運動如何不斷從簡單到複雜、從低級到高級、從缺陷到完美的過程，這個科學探索過程的成果似乎不斷指向那個終極本體，表現為對生命運動的自我延續性、完善性的不斷發現（由此構築倫理等生命價值的科學依據）。所以當代藝術創作更應該從科學角度出發來發現新意義的可能性，具體地説就是要從生命科學（生理、心理、精神等各個層面）的角度去不斷發現人文真理（倫理價值等）及其依據，那些有利於生命（包括人在內的所有生命）更好地延續、完善以拓展生命空間（更大地釋放生命的本能和智慧）的行為，都是真正有價值的，藝術與科學、哲學在這個意義上走到了一起，藝術、科學、哲學的存在方式都發生了改變。那種背離科學與自然建立關係的藝術行為和哲學行為，都是無意義的，它們都是或殘留原始落後思維的産物，他們無一例外地走向玄學，都不是藝術和哲學的更有價值、更有前途的發展方向。
現在有一種宇宙本體論哲學是“數性宇宙論”（參見林正祿《數性宇宙論》，2007年銀河出版社），它認為整個宇宙物質運動是一種無限複雜的數理關係的自動化運轉的物質幻覺。顯然，這種宇宙本體論哲學有助於我們理解終極本體依據，既然宇宙萬物是數性關係的系統化運轉，那宇宙萬物當然就有它的終極規律（存在依據）——數性關係，而這種數性關係不斷被科學破解，比如基因資訊密碼，所以我們更有理由相信和假設終極本體，並需要用科學的思維方式和方法進行不斷趨向這個終極本體的實踐，這也是當代藝術值得借鑒的重建藝術意義維度的觀念和方法論。
而重建藝術意義的觀念和方法論決定了當代藝術方式的根本轉型及轉型的方式、方法。而通過科學方式針對具體問題揭示存在意義的藝術觀念和方法論就是當代藝術的“問題主義”。
2013年元月31日—2月1日初稿于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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