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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中國的藝術教育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我們的學院應該不可能是單一模式的。我們的社會需求中，職業技能訓練的訴求依然佔據相當大的比重，但是也開始有更高的需求出現。是否不同的學院應該明確自己不同的定位?或者在一家學院之中，就應該有不同的定位層級?因此，考驗我們的政治智慧的，就絕不是在不同的想法之間分出誰對誰錯，而是要找到一個讓不同的想法能夠相容的方式。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當代藝術教育才剛剛開始，我們還不能肯定什麼模式是最為行之有效的，因此應該允許更長時間甚至永遠的摸索和實驗。
所以我一方面對於急於規範教程和統一教材的衝動心存懷疑。對於我們目前這個階段，不是要求同存異，而是要“存同求異”，盡可能多地嘗試不同的模式。另一方面，我對於直接搬用某些歐美院校的放養論也不敢茍同。實際上，國外的名牌學校總是在高度自由的選修和學分制之外，另有一個手段來確保放養模式下學院教育的成材率，那就是高淘汰制。學生當然可以完全自由地選修學分，也可以休學出去混幾年再回來接著讀。學膩了不學了也沒關係，反正你學費一年一年地交著就可以了。你要最終拿到畢業證書，就得拿出硬功夫來打出十八銅人陣才讓出山。這種高淘汰率下，學院方面和教授儘管寬鬆好了，學生們自然哭著喊著要你多管管他們。我倒是很希望我們的學院能模倣這種方式，可惜現實是，我們連末位淘汰制都做不到。基本上，能考進來的，不出意外都能拿到學位走人。這就像一家沒有質檢部門的工廠，這種情況下，過度地把賭注押在學生自覺學習的成熟程度和自學能力，學院的品牌就有點風險了。
基本上我是個“性空論”者。但是今天的學生在來到學院大門之內的時候，已經不是空空如也的了。他們總是已經帶著一些什麼了。其中有已經準備的很好，只是需要你幫助他自學的;也有不灌輸點什麼進去就真的一無所有的;甚至偶爾還有已經滿腦子習氣不嚴加管教實在不行的。理論上應該因材施教，該放養的放養該嚴管的嚴管。但實際上時間成本不允許個個都因材施教。因此放養其實反而成了精英教育，對基礎好的學生有效。嚴管成了起碼的職業教育，是對於後進學生負責。實際操作中，只能用兩段制，對於很可能更多地必須滿足職業生存需要的本科教育後期更傾向於嚴格，對於培養精英藝術家的而且我們能控制招生品質的碩士生，更多地放養。
我們不能忘記的是：在中國，甚至在別的國家也一樣，學院除了滿足社會需求提供教育産品之外，本身還負有學術使命。就算學生和家長全都只是想來美術學院中花錢玩耍四年，學院也不見的就應該辦成俱樂部。而且，學習的過程本身會改變學習的目標，一開始想要混個文憑玩耍幾年就回家幫助老爸老媽照顧生意的，也可能在學習的過程中誘發濃烈的興趣甚至歷史責任感，決心不管不顧地走藝術家道路。一開始心雄萬里的少年意氣，也可能隨著現實磨損成混口飯吃的平常心。因此我們必須假設，如果學生並無遠志，他在這裡能得到的是基本的教養和合格的知識。而只要他有更高的追求，向上走的臺階就總是敞開著。 學院的服務對象，也不僅僅是這些眼前看得見的學生和家長，同時還要對一個地區的文化生態負責，要對一個文化傳統的未來發展負責。越是偉大的學院就越是承擔著這種學術使命。也就是説，學院歸根到底還是要有理想的，要用這種理想來感召青年，形成一個理想共同體。理想和精神不是依靠強硬的灌輸，而是靠它本身的魅力來吸附參與者。有了這種理想的存在，嚴格的訓練就不是壓抑，而自由也不是飄蕩。 學生來到學院的時候，一方面已經他擁有了自由。我們的教育絕不僅僅是對他重申他的自由而已。他來到學院不僅是為了知道這一點，這一點他其實已經知道了。而在另一方面，除了這種不受壓制和強迫的自由，他其實還可以更加自由，那就是，學生應該有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得到幫助的自由，在學院中獲得理想的自由。
我正在寫這篇文章的當口，2011年4月30日，在中央美術學院的“實驗藝術教育大會”上，本文涉及的問題果然再次爆發。這一次，爭論發生在中央美院的兩位教師呂勝中和展望之間。呂老師總所週知地堅持教學要嚴格規矩，強烈主張規範統一教材的也是他。展望在演講中發表了了一通放養論。於是兩個人互相譏諷起來。於是我從聽眾席中舉手發言如下：
我們要警惕兩極化的思維習慣和被對立面綁架的假批判性。
比如在歷次教學研討上都會出現的關於學生個性放縱到什麼程度，教程是否要嚴格和規範等等問題的爭論。比如剛才展望和老呂的略帶火藥味道的小調情。其實，雙方的分歧可能沒有各自以為的那麼大。只是每個執教者所處的不同位置，有時候是被迫選擇一種對立立場來表達而已。有時候這種不同，甚至只是同一個執教者面對不同對象，處在不同教學週期的可以理解的選擇。比如，就教程是否要規範的問題： 教學要不要追求品質?要追求品質的話，從一開始不太知道怎麼去教就比較隨意地去教，到後來比較心中有數了，難免漸漸科學和嚴格起來，於是就有可能形成模式。形成模式有好有危險，好處在於有個批判的起點，成為理性反思和進一步修正的基礎，甚至於作為學生的反叛對象，都是有其價值的。它的危險也很明顯，那就是淪為教條，甚至於公式化，口訣化，成為禁錮思想本身的東西。這不是實驗藝術獨有的問題，所有的人類建構都存在著教條化的危險。
要解決這樣一個兩難，只能是盡可能多地發明模式，提供選擇機會。因此，保留差別就變的特別重要。我不覺得要"求同存異"，而是更傾向於要“存同求異”。差別存在，就不怕教條，教條就有機會由壞事變好事。也就是説，學院有機會成為成為産生學派的地方。
因此，我們要愛我們的差別勝過愛我們的共性。我們要深刻地認識到，與我們有所不同的方式的存在是我們免於腐敗的機會。即使在一家學院內部，如果有可能，也最好形成這樣一種張力。學生之間的相互教育，學生與教師之間的相互教育，才是最重要的。能夠形成共同體，相互給予意見的前提，恰恰不是相同，而是差別。柏拉圖的學院模式即使不是真的，也是一個好理想。
此外我們要意識到，不要以為自己可以設計完美的教學構架，韆鞦萬代的完美學院。學院的使命都是歷史性的。其實一個學院在特定時代能夠完成偉大的使命，就已經很成功了。像包豪斯，或者黑山學院，或者約瑟夫博伊斯的杜塞爾多夫。
在進入學院體制之前，所謂實驗藝術實際上也處在一種體制中，甚至有所謂“混地下的”，反體制的體制。唯一的解決辦法只能是不斷地自我批判。特別是，提醒一種臨時性和歷史性。只要記住一切建構都是臨時的，它的危害就總是可以忍受的。
另一方面，我們要看到學院對自由的保護能力。在學院之外，我們並不自由。甚至於在最形而下的層面上，學院也是學生們最不用考慮賣畫的時候，在他離開學院之後，他其實就再也無法自由和浪費了。在一些方面我們確實已經擁有不用把鋼琴彈得像莫扎特那麼好的自由，但是把鋼琴彈成那樣對我來説更是一種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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