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事實上，西方人文主義從中世紀神學枷鎖下解放出現，提倡人的尊嚴，是一種從神格到人格的轉換。也就是説人文主義的發展有著廣闊的神學背景作為資源。正如文藝復興時期義大利作家瓦爾奇所言：“理智所判定的，從來就是上帝的意旨”。之所以西方的歷代文化大師們總是能夠站在人類的高度上審視問題，得出“我認為人類的一切都與我血肉相關”(泰倫修語)、“偉大的作家是生活的尺度”(塔西佗語) 、“我的國家是全世界”(但丁語)、“認識你自己就是認識歷史”(孔德語)、“世界是我的世界呈現於此”(維特根斯坦語)等等這樣一些偉大認識，都是因為有著崇高視野的折射。如果無視這樣一種崇高價值，孤立地談人的尊嚴，是根本談論不起來，更是難以偉大起來的。這其實也是魯迅的悲劇。魯迅在“五四”以後提出“立人”的主張，可謂是對新文化運動最有價值的人文填充。但因為缺乏更為廣闊的人文及其歷史背景，至使魯迅也只能投入畢生精力去批判自我民族的劣根性，因此而成為民族大義上的思想巨人，卻跟人類整體的文化啟蒙失之交臂。
魯迅的悲劇是一個民族文化的悲劇。正是這種民族文化的現代性缺口，使一個本可以影響世界的深刻靈魂，變成了僅僅只是對民族文化內部傷痛的補償。然而，儘管魯迅留下了他的時代遺憾，但他畢竟以女媧補天般的勇氣彌補了一個新時代的價值漏洞，為我們通往現代性的征途打下了一個廣義的人性基礎。由這個基礎往上拓展，中國現代文化的建設本也可以鑄成高樓、砌成大廈的。可惜的是，文化革命與社會革命的屠刀砍斷了這個頭緒。而更加可惜的是，八十年以來的重新拾取，剛剛在探索人的現代價值上露出形象的端倪，卻又因為商業大潮的接踵而來，淹沒了價值建構的熱情與歷史創造的衝動。
商業本來並不是一件壞事，資本的佔據也是人性解放的一個臺階。但如果自我的主體還不健全，僅僅只是希望將這種人格的缺口放到商業市場裏去彌補。那麼，不僅得不到彌補，相反，還會被不斷消解。其實，西方商業化進程也是伴隨著人文主義歷史發展起來的，是人從神學枷鎖下走出，為人的自由重新確立的交換關係。人與商業本來屬於魚和水的孕育和滋養關係。而我們的商業化卻是潮水般突如其來的，毫無人文歷史的鋪墊與準備。所以，很容易形成對人及其現代價值的消解力量。尤其是今天，商業市場的控制權實際上被西方人所掌握，這就使得中國藝術家在追求商業成功的同時，會不由自主地轉變自己的視角，慢慢學會用“他者的眼光”(鄒躍進語)來理解事物，看待問題。
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早就注意到一種與此相關的創作現象。他説某些旅歐旅美的中國作家因渴望“走向世界”而産生了一種“全球影響的焦慮”。繼而他在評論北島的一本詩集英譯本時説：詩人寫作不是純粹為了自娛，他們心中有想像的讀者，這些想像的讀者有可能影響甚至決定他們作品的基本特徵。北島用中文寫作，但是他想像中理想的讀者卻是西方讀者，有意無意會揣摩那些讀者的興趣好惡。如此這般製作的詩歌是專供翻譯的詩文……
宇文所安的這段評論當然不只涉及到旅歐旅美的中國作家，也包括旅歐旅美的中國藝術家們。我所看到的那些在當今國際藝壇上活躍的中國藝術家，諸如蔡國強、徐冰、黃永砯、谷文達等人，就都帶有類似北島的特徵。我曾把他們的創作説成是一種文化配對的遊戲。也就是説在他們的作品中很少有主體意識的呈現，即便是他們的藝術不約而同地吸收了一些東方文化的古老原素，但也基本是借用了西方人的視野，或者説是為了取悅于西方觀眾，有意識地來挖掘自己的“民族諷寓”(傑姆遜語)。實際上，這跟張藝謀的電影並無差異，也都是在異國情調的氣氛宣染下，自覺充當著西方中心主義的邊緣文化註釋，不斷為“第一世界”提供一種有關“第三世界”的神秘映像。而更加致命的問題還不在於此，更在於他們成為了中國人“走向世界”的某種成功標誌，繼而對整個中國藝術創作界的全面影響。當中國的藝術家們都假以這種所謂“民族諷寓”來消除“全球影響的焦慮”時，也就遮罩了放眼天下的胸襟和視野，使得“走向世界”的命題成為了某種現代價值上的空殼，越來越脫離了人的本質，遠離了人類的普遍經驗。到頭來，一次一次走到世界舞臺上的也不再是人，而是一件新式的唐裝，一道夾著三明治的春卷，或者一種王婆賣瓜的討好策略。如此的情形下，還來期待從精神意義上影響世界文化的藝術大師的出現，恐怕只能是一場泡沫中的幻夢，一種貧瘠中的奢望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