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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8月，國內考生的出國留學大軍再成社會關注的焦點。最近有機構預測，今年中國自費留學總量或將增長30%，達到創紀錄的27萬人，這也將繼續保持中國“留學生輸出全球第一”的地位。而隨著近年來出國留學的低齡化趨勢愈來愈明顯，有專家也提出了應警惕“留學負現象”的發生。為此，我們推出這期海外留學市場調查，將目前各主要留學目的地國的留學政策法規、留學市場現狀、中國留學生經常遇到的問題，以及危害較大的“黑仲介”、“野雞學校”現象等逐一呈現在讀者面前……
烏克蘭：留學仲介魚目混珠
記得在基輔國立舍甫琴科大學參加烏克蘭第三所孔子學院揭幕時，記者曾碰見幾位熟人，他們是記者1984年在基輔大學進修時的老師。羅曼語系教授和國際關係係教授都對記者説：基輔大學與中國有著傳統的學術友好聯繫，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時，就曾有數百名中國留學生赴“紅樓黃樓”求學。中國改革開放後，1984年起基輔大學恢復了與中國的聯繫，當時他們迎來的第一批6名中國進修生，成為了中烏友好的“第一批春燕”。如今，已有超過上萬名中國學生與基輔大學的名字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對於中國學生來説，烏克蘭作為一個傳統的留學目的地國，至今仍保持著一定的優勢和吸引力。蘇聯解體後，烏克蘭部分人才精英流失，但仍基本保留下獨聯體內僅次於俄羅斯的科技教育大國地位。目前烏全國共有904所高校，其中95所為國立。每年招生約50萬，在校生為250萬。按照平均人口計算，烏高校數量在整個歐洲名列前茅，但學生數量卻是較低的。從2000年以來，外國在烏克蘭的留學生人數每年以10%的幅度遞增，現約有5萬名來自世界130個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在烏克蘭就讀，其人數規模居世界第九。
因歷史、現實等綜合因素，在烏克蘭的中國留學生的比例在前獨聯體國家中一直居首，目前約有1萬人。這些年輕人年齡上大多以18至20歲為主，雖然他們中大部分仍保持著前輩們刻苦學習、嚴格自律的優良傳統，但現實中仍有一些不能忽視的問題，而隨著留學年輕化趨勢的不斷蔓延，這些問題也更加值得國內教育界和家長們關注。
基輔語言大學老師麗達説：“我們系裏有些中國學生都來了三年多，俄語還是開不了口。”不過，一些中國學生也有他們的苦衷，“現在學校有關烏克蘭語必須為講授的語言的規定，無形中增大了學生的語言負擔，除了在上俄語課時是使用俄語，其他課程都是用烏克蘭語授課，這對本國學生沒有負擔，但對東方的中國學生，俄語和烏語則是有著極大差異的兩門外語。”
由於語言不過關而導致的學生蹺課現象也較為普遍。對此，學生們會抱怨説，因為他們聽不到“精彩”，學校的授課方式陳舊單一，屬於“填鴨式教學”，所以才提不起興趣。在課餘時，大多數學生都是把時光耗費在電腦、遊戲、網路上，另有少數則是進行隱蔽性的“打工”，因為烏克蘭法律不允許學生在任何時間打工，世界多數國家都通行的學生勤工助學在這裡並不被允許。而在考試時，也往往有不少學生“臨時抱佛腳”，借別人的筆電抄寫，甚至直接拿錢賄賂老師。據記者了解，這類“混”文憑的學生不乏其人。
還有一種並非偶然的現象，就是留學仲介魚目混珠。目前在烏克蘭，多數仲介仍是個人行為，以自己對當地情況和高校的了解，通過網路和國內進行聯繫。這些留學仲介在招生中因為是金錢至上，所以對出國的生源把關並不嚴格。而部分學生在來到後，又得不到當初承諾的條件，因此十分無助，有的因學歷公證、論證不足，有的因學校名額有限，特別是藝術院校，每年的名額十分嚴格，而從國內過來後，留學仲介無法滿足，將學生推向社會，任其自謀生路。然而對此，烏教育部至今也沒有什麼有效的監督機制。
據記者了解，目前烏克蘭在留學領域中的法規管理方面仍然存在著一定的缺失。東歐發展研究所所長梅·戈什對記者説，蘇聯體制遺留下的教學條件與轉型中烏克蘭教學模式有著較大的差異。在適配過程中沒有法律保障，至今入學標準只有一個文件———烏克蘭政府1998年8月5日頒布的1238號決議。
而在接受外國學生方面，也少有國家間協議保障，通常都是由一所學校的畢業生開辦的留學仲介或代理來招生。在此方面，國際移民組織烏克蘭代表處達·維爾克利特表示，外國學生在烏最常碰到的問題就是資訊封閉，學生對教學條件等相關資訊知之甚少。
此外，留學生還常常會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特別是經常遭受警察無端盤查和刁難。有3名來自剛果的學生，在國內看到廣告後決定到烏克蘭，隨後在簽約、支付簽證和入學邀請、醫療保險、機票等方面支出了一大筆錢。然而在來到基輔國立大學後，在報到時才被告知還要交付2600美元的住宿費和學費，否則就會被遣送回國。而在此之前，仲介根本沒有提及此事。於是，他們的護照被拿走，有1名學生被遣返，還有1名學生因為反抗而被關進了監獄。非洲學生表示，他們在這裡感覺自己是“被淩辱”的人，沒有任何權利。“我們是來學習的，畢業後回到非洲。我們沒有做出任何違法的事，不好的事，我們是正常渠道合法而來，為何對我們這樣啊。”
如今，中國留學生在烏克蘭的求學地域佈局也開始發生變化，不再集中在首都基輔，而是選擇專業對口，學校條件好的地方高校。統計顯示：從留學生總量上目前哈爾科夫州居第一，有12700名留學生，其次才是基輔、敖德薩和第聶伯彼得羅夫斯克。哈爾科夫建築學院的李萍就對記者説，她就是衝著這一學校的實力和學費及花費較低而來，此外，地方上的安全感要稍好一些，在基輔襲擊外國人、外國學生的事件時有發生。她來自一個工薪家庭，要好好珍惜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她的理想是大學畢業後，回國發展。
日本：“就學”、“留學”兩個簽證
據日本學生支援機構的最新調查結果，截至到2009年5月(日本新學年從每年的4月開始)時，在日留學生數量為13萬2720人，距離目標尚差約17萬人。不過，這一數字仍然創歷史新高，其中中國留學生為7萬9089人，約佔總人數的60%。
2008年，日本政府提出“30萬留學生計劃”，計劃到2020年時在日留學生人數增至30萬人。就此福田康夫曾在國會中稱，該計劃可以擴大人員交流，使日本更加開放。
對於30萬這個數字，日本文部科學省計劃負責人介紹説，目前日本大學等高等教育機構在讀學生數約350萬人。受“少子化”的影響，此數字將呈現減少的趨勢，不過隨著升學率的提高，此數字應會維持在300萬左右。在非英語的發達國家中，德國招收留學生佔總學生數量的12.3%，法國為11.9%，英語發達國家如英國、澳大利亞此比則更高。而日本留學生比例現在只有3%強，如果要達到德、法的水準，按10%計算的話，留學生應達到30萬。
説到“少子化”，不得不提的一個現象是，如今一些日本大學老師對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正越來越擔憂，而此前《日本新華僑報》也曾發表署名文章稱，這些問題在中國留學生身上同樣也不少見。文中稱，相當數量中國留學生學習的熱情在下降，學習的能力在減退，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新華僑華人社會也應該對“新生代”中國留學生給予更多的關注和幫助。
文章提到，如今中國留學生走出國門的時候，大部分都是由父母準備了學費或者是第一筆學費，還有不少是由家裏直接提供生活費，這是幾十年前的中國私費留學生們夢寐以求或者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應當説，如今中國留學生的課堂出勤率要比那個時代中國留學生的課堂出勤率高出許多，但是，在課堂上認真聽講、專心學習的程度卻有所下降，在課堂上玩手機以及聊天的大有人在。
所以，如何提高當今中國留學生學習熱情和學習能力的問題，是一個需要海內外華人社會共同思考的問題。國內的家長不應在把孩子送出國門後就不再管孩子，不應在通訊聯繫更為便捷的時代反而更加不了解身在異域的孩子。文章指出，“提振中國留學生學習能力這個課題值得認真研究”。
日本的高校一般都較為規範，社會治安也不是很大問題，但在考慮赴日本留學時，需要重點識別兩個簽證：“就學”簽證和“留學”簽證。
按照規定，赴日留學可以申請大學、研究生院、短期大學、設置專科課程的專修學校及高等專科學校等5類院校。而在進入這些院校前，一般先要上1至 2年的日語學校。語言學校多由公司或個人經營，在80年代擴大留學生的初期，一度出現了欺騙生源、學生非法滯留等諸多混亂情形。1990年，日本設置了 “就學”的簽證資格，發給不在上述5類學校就學的外國人(高中生以上)。因此，在語言學校的學生獲得的並不是“留學”簽證。當然，如果在大學的留學生預科、專科學校日語專業學習日語的話，獲得的則是“留學”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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