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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璜生(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館長)：中國的美術館收藏存在諸多問題
中國的美術館的收藏有一個特點，在管理體系上它跟所謂的博物館分成兩個線，博物館針對更古代的文物，而美術館是針對20世紀左右以來的，17世紀末到20世紀近現代作品的收藏，同時美術館更重視文化交流與展示。
就目前的收藏狀況來講，以中國美術館、上海美術館和廣東美術館為例。這三個館最主要的收藏是比較經典的傳統的近現代藝術品。這些收藏最主要的來源是捐贈。由於中國的美術館在資金方面非常有限，因此很多收藏依靠藝術家及其家屬的捐贈，這個捐數量比較龐大;第二個收藏來源是大型的展覽或者群體展覽，它構成了研究共和國美術史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有一些綜合性的展覽，像年輕藝術家的展覽等等，也有一些美術館的收藏;第三方面的來源是個人作品的收藏，很多中國美術館在運營經費上有很大局限，一些場地的使用會收取一定的費用，但是可以通過個人藝術品的收藏來補償場地、出版、運營等費用;第四方面是從收藏家或一些拍賣會那裏獲得，但是這方面是比較少的。
我感受到特別深刻的有一下幾個問題。第一，普遍的收藏機會是非常有限的，主動做收藏的可能性非常小。第二，缺乏收藏的長期規劃性以及系統性收藏。第三，對藏品的把關及收藏規則不夠嚴謹。由於資金及各種原因，藏品把關方面還有一定的問題，包括收藏委員會的建立，它的規制化運作。第四，中國是一個人情的社會，有些時候藏品把關方面存在某種人情問題。
目前中國各美術館的當代藝術收藏是比較少的，廣東美術館從1998年一直在做這方面的努力，目前的藏品在三千件左右，希望能夠建立起一個當代藝術系統。
中國美術館的經費來源最主要的是政府撥款，這方面的撥款除了年度撥款之外，還有一些專項撥款，向政府申請，申請得到批准，批准多少可能狀況不太一樣，中國美術館是做得比較好的，他們每年收藏費的撥款比較多，另外專款的爭取也比較多。來自民間的捐贈資金的支援幾乎可以説是沒有的。收藏方面還存在管理的問題。中國的藏品收藏、建檔、修復等管理，其科學性還有待提高，建立完整的保護系統。在研究和應用方面，學術研究的開展還是有限的。
德里克·吉爾曼(美國巴恩斯藝術基金會總監)：評估人權威性是藝術品價值確認的砝碼
巴恩斯藝術基金會的起源是一個私人收藏機構，現在進入了公共領域。巴恩斯是一個創業企業家，是一個醫生，化學家，他發明瞭一種治療嬰兒失明症的方法，掙到了十億美元，他和斯達恩兄弟之一交上了朋友，最後巴恩斯拿到181件藏品，而且他擁有世界上最多的賽尚作品以及一些歐洲的古物。當然，在巴恩斯基金會的收藏中來自中國的藏品是不多的。
巴恩斯基金會開始就雷諾阿、提香、塞尚、畢加索的作品進行收藏的時候，我們都可以認為這是接近當代藝術的收藏。巴恩斯基金會設在美國第六大城市——費城，距離紐約100英里。1925年，巴恩斯決定不再和其他的學院合作，自己開始做藝術基金會。激勵巴恩斯的因素之一是20世紀早期美國一些年輕的藝術學生，他們並不能夠了解到巴黎最新的藝術動態，大部分美國學生還是在美國國內學習。所以，巴恩斯希望通過基金會介紹法國特別是全世界當代藝術的最新發展，這是他當時收藏的初衷。
在很多國家有當代藝術作品被認為是稀奇古怪的，20世紀的美國也是這樣，所以，巴恩斯希望通過他的工作向公眾解釋其實當代藝術不是不道德的，不是讓人害怕的。所以，他當時開展這方面的教育，希望進一步改善藝術教育，幫助人們理解當時的當代藝術。巴恩斯對藝術非常真誠，他認為只要你有一種客觀的態度你就可以理解藝術。
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是收藏的發展模式。回想一下巴恩斯的想法，他用客觀的態度看待藝術的奮鬥過程。其實20多年當中我還沒有找到一個讓我覺得完全是從客觀的態度出發的策展人，有時候主觀性過強帶來了問題。所以，在為公共收藏購買作品的時候，我們面對當代藝術的時候都會面臨同樣的問題。這個作品它的優秀性何在，為什麼我會覺得這幅作品是有意義的。這幅作品是不是推進了整個作品所在的類別的發展。我們在討論藝術作品的時候，很多問題都是這樣的性質。
阿爾波特·巴恩斯的經驗讓我們必須記住，在討論價值的時候，估值人的權威性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他認為經驗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對一件當代藝術品進行評估的時候，我更有可能找大都會博物館的策展人評估。評估人的經驗非常重要，有時候我們要靠別人，有時候要靠自己。而且很多情況下我們要有賴於其他人的評判，因為我們尊重這些人的權威性，就是這樣的。無論在藝術還是生活中都是同樣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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