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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格納事件》寫于尼采發瘋的前一年，這一年也是尼采十分高産的一年。他發瘋的原因有諸多版本的解讀，和瓦格納決裂也是其中的一個。事實上，尼采反瓦格納還有幾分捍衛自己尊嚴的意味，因為這個絕對的自大狂和自我中心主義者居然在一段他十分看重的關係中完全處在了下風——他去參加拜羅伊特音樂節時面對瓦格納的滔滔不絕完全插不上話，即使插上也像空氣一樣被忽略了。還有一個不可否認的事實是，在發瘋的前夕，尼采寫了一首詩《阿裏阿德涅的悲嘆》，並在發瘋後不自覺地寄給瓦格納之妻柯西瑪，並袒露心聲，稱他一直不曾忘記瓦格納。那詩中這樣寫道：
“不！
回來！
帶著你的一切痛苦
……
我的全部淚水向你流成河
我心中最後的火焰
向你發出光和熱。
哦，回來
我陌生的上帝！我的悲痛！
我最後的幸福！”
在這個全世界都圍繞著瓦格納的年份，幾位與瓦格納淵源頗深的“瓦格納”專家來到中國，或指揮交響樂，或獻聲音樂會，或發言研討會。
現任德意志歌劇院音樂總監的唐納德·魯尼克斯，每年指揮超過40場以上的瓦格納歌劇，6月他攜費城交響來滬時指揮《唐豪瑟》序曲成為一段佳話；著名的瓦格納女高音德波拉·弗格特今年剛剛在大都會的新版《指環》中擔綱主角，雖然今年來上海唱的是美國歌曲集，不過她也表示了希望下次來中國能唱一場瓦格納的願望；英國皇家歌劇院藝術總監卡斯佩爾·侯爾頓今年面臨著“重塑”瓦格納的挑戰，今年她在國家大劇院的歌劇論壇上率先發言，與全世界歌劇院的管理者分享如何最好地實現瓦格納的“再利用”。
在不同人眼裏，瓦格納擁有不同的色彩。但無論對誰，瓦格納都是“難”的巔峰，難指揮、難演唱、難製作，當然還有——難以割捨，難以遺忘。
指揮家唐納德·魯尼克斯：
“指揮瓦格納歌劇是跑馬拉松”
東方早報：今年是瓦格納誕辰200週年紀念日，對一個歌劇指揮來講，瓦格納意味著什麼？
魯尼克斯：瓦格納對於一個歌劇指揮，恰如馬拉松之於一個運動員。瓦格納的音樂宏大、磅薄，他把你帶進入五小時長的音樂旅程。他把你帶入完全不同的世界中，給你講述故事。如果作曲家對於指揮來講是一座座山峰的話，他就是當仁不讓的珠穆朗瑪峰。他是可以改變人生的，如果有人去接觸他的音樂，嘗試讀懂他告訴人們的故事的話。他的歌劇作品關照生命的意義、愛和精神性。他永遠地改變了音樂。
東方早報：瓦格納曾經是歌劇的巔峰，但是他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你如何看待今天的歌劇？
魯尼克斯：我想他的作品在今天仍然沒有過時，比如《尼伯龍根的指環》，是一個有關於愛、權力、權力的崩潰這些基本命題的作品，它是政治化的、社會化的、文化的。瓦格納一直希望隨著時間的流逝，他的作品能夠一直在舞臺上葆有“當代性”。對於2013年的觀眾他們仍然能夠從這些劇作中看到他們自身。瓦格納選擇神話故事，因為神話是永恒的。每一代人，無論你、我、或者子孫後代，都會面臨共同的人生問題，成名、賺錢、愛情——所有人們會面臨的問題，瓦格納都在他的音樂中尋找答案。
東方早報：現在的指揮還有可能跨越這座“山峰”嗎？
魯尼克斯：這是很難的，很多後來的作曲家，如馬勒、布魯克納和勳伯格，都對瓦格納“中毒”已深。有些作家認為他們成為了這一類型音樂的奴隸，比如最初的德彪西。後來他才意識到，他需要避開瓦格納，尋找一條新的出路。瓦格納把浪漫主義和音樂中的半音階運用發展到了極致，比如《特裏斯坦與伊索爾德》的開頭，有著重大的意義，它以一個不和諧和弦解決，打破了傳統。於是音樂發展進入現代音樂，進入阿諾德·勳伯格，進入安東·韋伯恩，進入第二維也納樂派，進入現代派音樂、十二音音樂。
歌唱家德波拉·弗格特：
“唱到死也不能懂得瓦格納”
東方早報：身為一個瓦格納戲劇女高音，要擁有怎樣的特點？
德波拉：首先，當然是身為一個女高音所需要具備的發聲方式都要具備，然後，聲音有時需要更尖銳，更具有金屬質感才能夠凸顯出歌唱的戲劇性。
東方早報：你演過多部瓦格納歌劇，是否感到人們今天的欣賞角度有所不同？
德波拉：當然，不管是各種層出不窮的現代版本，還是對舞臺美術、戲劇表演等全方位的要求都表明，今天人們對歌劇的要求越來越嚴苛，過去只要求唱得好，聲音上對角色的塑造到位即可，但今天人們同樣要求在視覺上令他們感到美的愉悅，就是要全方位地信服舞臺上的角色。例如今年4月我在大都會歌劇院出演女武神，我想一方面是因為我的聲音足以勝任這個角色，另一方面，我想，這與我的減肥不無關係。(德波拉曾因為體形肥胖被考文特花園歌劇院拒之門外，之後痛下決心減肥近百斤。)
東方早報：作為一個權威的瓦格納歌家，能否推薦一位你認為最迷人的瓦格納角色？
德波拉：我想還是“女武神”潔希徳，這個角色本身非常複雜多變，從一個充滿活力的假小子隨著年紀漸長，與父親對抗，經歷情感的背叛，直至走下“神壇”，呈獻出一個普通女人的一面，整個角色逐步成長，複雜而充滿人性。這是我最嚮往的角色，作為一個演員，充滿太多的可能性，人物有太多面等待發掘。它雖然是神話中的人物，卻清晰映照出每一個女人內心深處的自我。
但我想即便我從現在起一直唱這個角色唱到死，我還是不能説我真正懂得了這個角色，這個人物的想法、狀態、錯綜複雜的關係中感情的變化。而這也是瓦格納筆下人物最迷人的地方。
製作人卡斯佩爾·侯爾頓
“重塑比紀念更重要”
東方早報：比起指揮、歌唱家或者導演，一個製作人或者劇院的管理者眼裏的瓦格納是不是龐大得有些令人生畏？
侯爾頓：作為一個藝術總監，我要説上演瓦格納的困難是全方位的。他的劇一次都是16個小時，對於歌唱家和技術人員挑戰都非常的大，精簡的話又似乎不足以去詮釋瓦格納所表達的那些思想。但2013年對於瓦格納這些劇目的上座率、訂票率都非常高。
東方早報：瓦格納今年在全世界都特別紅，劇院除了“利用”作曲家生辰紀念做宣傳之外，是否還能賦予其新的意義？
侯爾頓：瓦格納是歌劇歷史上被説得最多的一位作曲家，文化領域中擁有最多文獻的也是瓦格納，而且他也是一個非常具有爭議的人物。從他生存的年代直到現在，在2013年我們不僅要繼續上演瓦格納，也要對他進行新的評論。
今天人們對於複雜的感情更能夠理解，而不是過去的“非黑即白”，他的歌劇中有對人類抱以的熱情和同情。在現代舞臺上再造瓦格納並不是意味著就是要重復50年前我們所做的事情。在21世紀我們要“慶祝瓦格納”就要挖掘他人物新的內核。重塑比紀念更重要。
我們有的時候會問自己，那麼大費周章不斷上演新版本的瓦格納的作品到底有什麼意義？而當我去拜羅伊特劇院時會找到答案，因為他用了25年的時間建造這個劇院，我們今天很難想像有人會花25年的時間去做任何一件事情，所以説瓦格納當年的努力對我們今天的這些歌劇藝術家造成了巨大的壓力。瓦格納是要建造起自己的劇院來表達他在歌劇方面的思想。他提醒我們一定要嚴肅對待藝術，對待歌劇。是他開創性地把樂池隱藏在舞臺之下，把觀眾席的燈熄掉，這一切努力都是為了讓觀眾全身心投入欣賞舞臺上的藝術。
東方早報：你前面提到的“重塑”瓦格納，可以具體談談嗎？
侯爾頓：如果説我們能夠很順利地“重塑”瓦格納的話，那實際上我們已經把瓦格納本身的一些東西弄丟了。但我們還試圖在今年用不同的方式重造瓦格納，因為你不能夠僅僅假裝你很了解這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他還需要被探討，而且我們還需要考慮到我們英國文化的特徵。有一批現代英國的藝術家在爭相去詮釋瓦格納。9月我們還將舉辦一個長達一個月的藝術節，讓瓦格納的擁躉和反對者在此展開辯論。配合到時候我們25場關於瓦格納的演出，來看看瓦格納究竟對我們來説有什麼樣的意義。“重塑”瓦格納之所以困難，是因為人們提到瓦格納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想法，有人覺得他是個法西斯主義者，有人覺得他是個偉大的藝術家，每個人心裏都有一個屬於他的瓦格納。
瓦格納：一個現代性案例
孫周興
尼采在《瓦格納事件》中把瓦格納看作一個“現代性”的個案，説藝術可以避開瓦格納，但哲學怎麼也回避不了瓦格納。現在我願意認為，尼采是對的，瓦格納音樂和瓦格納著作確實表現了現代性的人性衝突，包括古今衝突，包括革命意志與虛無主義的衝突。瓦格納主要是通過他的藝術和藝術革新來表達他的理想的，而他的藝術之所以具有當代性，是因為它傳達了現代人性的衝突和困厄，另外就是瓦格納的“總體藝術作品”的藝術觀，對於今天的藝術具有重要的指引意義。
瓦格納歌劇的主題主要是北歐神話(古日耳曼神話)，但他的著眼點卻在當代。瓦格納看到了在他那個時代已經表露出來的歐洲文明的危機，看到了基督宗教的敗落，看到了工業文明的危害一面，於是他希望用藝術傳達神話，用審美解放人生。瓦格納始終把藝術當作人生本身，賦予藝術以革命意義。
偉大的藝術總是超越時代的。包括尼采討厭的《帕西法爾》等，瓦格納藝術的確有未來性。這也合乎瓦格納對於藝術的未來性的預期。在《藝術與革命》中，瓦格納斷言：“過去藝術沉默之時，政治學和哲學便開始了；現在政治學和哲學終結了，藝術家重又開始了。”這是瓦格納對於我們今天這個時代的預言，而不只對他那個時代講的。當時是1849年。對照博伊斯(德國藝術家)之後當代藝術的力量，我不得不承認瓦格納的天才。
哲學家尼采與音樂家瓦格納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可看作哲學與藝術之關係問題的典型個案。開始時，年長的瓦格納聲名赫赫，而年輕的尼采則剛剛被聘為巴塞爾大學的語文學教授，在文化界和學術界影響還不大。瓦格納對青年尼采十分欣賞，尼采對瓦格納則崇拜有加。在通過藝術－神話解放人生，拯救頹敗的文明這一點上，瓦格納給予尼采決定性的影響，促使尼采寫作了第一本著作《悲劇的誕生》。在這本書中，尼采通過阿波羅和狄奧尼索斯兩個神話形象，分析了藝術的二重性本質，並把希臘悲劇這一藝術樣式理解為最美好的藝術；進而揭示在哲學和科學時代悲劇的衰落和滅亡；最後期待以瓦格納音樂為代表的德國藝術給歐洲帶來藝術的復興。
但好景不長，幾年後尼采就開始離棄瓦格納。原因相當複雜，既有性格和人際方面的因素，更有思想立場上的分歧。光説思想上的，尼采後來反瓦格納，主要是因為瓦格納後期失去了早期的革命性，而轉向了支援王權，並且在作品中傳達出基督教式的理想。按尼采的説法，瓦格納恐怕屬於“不完全的和消極的虛無主義”，而他自己則是“完全的和積極的虛無主義”。尼采一直都重視瓦格納，把瓦格納視為自己的“對跖者”。這就表明，我們不能簡單地了解兩者關係，兩者之間並不是非此即彼的關係。
瓦格納是很複雜的。國內差不多還談不上真正的瓦格納研究。所幸瓦格納的歌劇作品都有了中文翻譯，但瓦格納的理論著作基本還沒有翻譯和研究。我覺得要注意的是，其一，不能因為希特勒喜歡瓦格納音樂，就斷言瓦格納音樂是納粹音樂。這一點對尼采同樣適用。其二，不能因為瓦格納推崇日耳曼神話，就推出瓦格納音樂具有種族主義傾向。其三，也不能因為瓦格納人品上的問題簡單地否定他的藝術成就。
但很難説瓦格納是自成一家的哲學家，當然他是有哲學思想的，其實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哲學見解的。瓦格納的思想比較混雜，其中主要有兩項，其一，瓦格納是叔本華迷，叔本華是意志哲學的開創者和悲觀主義者；其二，瓦格納還深受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的影響，至少在前期，是一個極端自由主義者。在革命時期，瓦格納説過這樣的“狠話”：“我希望打破權勢、法律和財富的桎梏。人類唯一的主人只能是自己的意志，唯一的法律就是自己的慾望。自由和獨立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事物都不能淩駕於自由和獨立之上。”當然，後期的瓦格納成了“保皇派”，就不至於講這種“狠話”了。
我發現，瓦格納與尼采都算不上通常意義上的“好人”，但並不影響他們對人類藝術和哲學的貢獻。一味從道德上判定一個藝術家、哲學家的作品和思想，是不當的。其次，真正徹底和純粹的革命者是少見的。
瓦格納是很容易被政治化的，這不僅是因為希特勒法西斯主義對瓦格納的崇拜，更是因為瓦格納本身是一個革命者，並且賦予藝術革命以政治革命的意義。如果説藝術與政治是我們時代最大的文化主題，那麼，瓦格納早在19世紀中期就已經著手處理了。而對於藝術家來説，關鍵還在於作品，在於作品的意義是否有足夠廣大的境界。
我願意説，瓦格納在生活上是一個非道德論者，在政治上是一個浪漫而激進的自由主義者，在哲學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在藝術上是一個志向高遠、具有未來指向的浪漫主義大師。這些個因素加起來，瓦格納可能就是尼采所講的“現代性案例”了。
(作者係同濟大學哲學系教授，《瓦格納事件·尼采反瓦格納》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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