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人藝成立60週年上海慶典新聞發佈會暨開票儀式在上海大劇院舉行，（左起）呂中、梁丹妮、任鳴、何冰、陳薪伊、馮遠征、濮存昕出席。早報記者高劍平 圖
時隔24年，北京人藝將帶著5台大戲來上海演出。昨天是此次演出的開票日，在北京人藝院長張和平帶領下，導演任鳴、陳薪伊，演員濮存昕、呂中、馮遠征、何冰、梁丹妮等出席了簽票和發佈會。當晚，任鳴、陳薪伊和北京人藝副院長崔寧做客上海大劇院藝術課堂，以《人藝·人生》為題，和觀眾分享此次北京人藝60週年展演特別活動。
7月18日至8月5日，北京人藝將帶著全新作品《知己》、《原野》、《窩頭會館》、《我愛桃花》、《關係》五台戲登陸上海大劇院。雖然距離演出還有4個月，但此前的預訂已絡繹不絕，一些場次的低票價基本售罄。此外，活動還吸引了眾多企業團體前來包場。《關係》的兩場演出被預訂一空。
早報記者在發佈會現場採訪了北京人藝副院長任鳴和濮存昕，兩人是人藝的創作中堅，在各自回味了1988年來滬演出盛況的同時，他們都表達了對人藝傳統的尊重和堅持。
濮存昕：
三次親歷人藝來滬演出
在發佈會現場，很多人都親歷了北京人藝上一次的來滬演出。1988年，人藝坐著火車、帶著《茶館》、《天下第一樓》、《狗兒爺涅槃》、《推銷員之死》和《嘩變》五台戲來到上海，僅半天時間就售票一空，引起了很大轟動。
人藝資深演員呂中在現場對久違的上海觀眾感言道：“24年過去，我從《天下第一樓》的玉雛，變成了今天《原野》裏的小老太婆。但24年裏，我們從沒有忘卻過上海的朋友們，我們也始終沒有忘卻老一輩藝術家交給我們的使命，我們人藝會一代一代地接受觀眾檢驗，也期盼再次和上海的觀眾歡聚一堂。”
在所有演員中，只有濮存昕一人三次親歷人藝來滬演出。1960年，北京人藝第一次帶來三台風格多樣的劇目：《蔡文姬》、《伊索》、《同志，你走錯了路》。當時，濮存昕的父親蘇民是《蔡文姬》的導演，濮存昕至今記得當時年幼的自己在火車站迎接“凱旋”的父親一行。而1988年那次，雖然當時濮存昕正好在上海，但卻忙於拍攝謝晉導演的電影《最後的貴族》，和那次演出失之交臂。
而今年，已成為北京人藝大腕的濮存昕，將出演兩部大戲《窩頭會館》和《原野》。面對這時隔半個世紀的三次演出，濮存昕説：“上次來滬，我記得媒體的標題是，北京人藝的旗幟還能堅持多久？而這次，我們的演出仿佛是在24年後，給大家做的一次彙報。我們的演出必須讓觀眾感到有價值，我們應該慶倖活在一個比較好的時代，越來越多的觀眾願意買票走進劇場，所以我們必須把活幹好。就像呂中老師在《原野》中的表演，那真是典範式的表演，老一輩藝術家的表演，就是落地有聲！希望下一次來，不用再等24年。”任鳴：
人藝是碩果僅存的劇團
任鳴算得上是北京人藝最多産的導演之一，至今已執導了67部作品，擔任副院長的他在人藝主管創作。這次來滬，有三台演出是他導演的作品，不僅題材風格不同，合作的編劇也都是大腕，郭啟宏的《知己》是一齣關於古代知識分子的文人戲；鄒靜之的《我愛桃花》是一台古今穿越的荒誕劇；而萬芳的《關係》則是一齣“殘酷”的都市情感劇。
任鳴1988年時也參與了那一次盛況空前的演出，擔任《嘩變》的副導演。而那時，他才剛從中戲導演係畢業，用他自己的話説：“我那時就是一孩子，純粹來看熱鬧的。”不過，對於人藝那一次“傾巢出動”的演出，任鳴至今印象深刻：“那一次，我記得演出後，孫道臨、袁雪芬，這些上海文藝界人士幾乎都來了，感覺就是京滬文藝界的大會師，當時整個會見現場就是燈火通明，總之感覺非常輝煌。”
相距24年，當年的大學畢業新生如今已是劇院的骨幹中堅，但説起這些年的變化，任鳴最直觀的感覺就是：“那時候沒有現在這麼商業。”不過，雖然外部環境大不如前，但任鳴對於自己的劇院依然頗感自豪：“雖然我們現在也會有人考慮商業市場的東西，但大家依然在堅持藝術品質，對於我們創作者而言，首先考慮的依然是藝術，我們不認為最賣錢的是最好的，大家更在乎藝術品質。”
北京人藝有著強大的藝術傳統，但“郭老曹”作品和京味風格似乎也成為了人藝的標簽。對此，這些年和人藝一起成長的任鳴表示：“我覺得北京人藝其實一直有發展，但我們依然在堅持三個原則，那就是民族性、現實主義還有人民性，我們所有的發展，都是在這三個原則的基礎之上。”在他看來，在當今中國話劇界，如果説一個劇團還有明確風格的話，那北京人藝可以説是碩果僅存的，“如果北京人藝沒有了自己的風格，那就不再是北京人藝了。”
這些年，任鳴和他所在的北京人藝一直在嘗試讓更多文學作者加入劇本創作的隊伍，在這次的五台大戲中，除了曹禺外，劉恒、郭啟宏、鄒靜之、萬芳都是赫赫有名的當代作家，但他們並不都是職業劇作家。任鳴説：“中國戲劇最缺的就是思想，請這些文學大家來給人藝寫劇本，就是希望人藝的戲能有好的文學基礎。當年老舍和郭沫若也都不是學戲劇出身的，但他們寫著寫著就上癮了。”
“一個經典的劇院，首要的是文化，它是絕對不會被商業左右的。而且文化的事兒，不是拿錢就能解決的。我們需要比較乾淨、純粹的文化上的表達，擺脫更多的外界束縛，關鍵要樹立戲劇的標準，這個標準，是我們人藝很多人，一起樹立起來的。”任鳴説。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