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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肢障者，人稱“阿忠”的鄭志忠，獨特的身體姿態讓他如同一個能夠操縱自己這個偶身的傀儡師，而在這個看似正常，但所有人的眼光卻都圍繞在他身上的怪奇世界裏，他就像舞臺上的表演者，生活就是劇場。而他的劇場也來自生活，沉潛多年之後，柳春春劇社應邀再現該團舊作《美麗》，這個被劇場人鴻鴻視為“殘酷劇場”的作品，對阿忠來説，其實“殘酷”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當你走在街上，或是進到一個再也平凡不過的空間。看見一個拄著拐杖的小兒麻痹患者，你的目光總是會停在他身上。這種感覺就像看著一個穿著清涼，身材如魔鬼的超級正妹走進來一樣。那樣不可忽視地，不敢讓她發現地偷偷看著她。只不過，這超級正妹胸口的那一條事業線，化成堅挺的兩根拐杖；白皙且穿著紅色高跟鞋的一雙誘人大腿，化成兩根因重心而自然垂下且晃蕩的細腳。
對我們來説，那是多麼地特別——別於常人的步行節奏，上下半身完全斷裂的違和感，雙腳細得簡直就像個只有下半身的懸絲傀儡；既不像人，又不像偶，既是人也是偶，整個就像一個能夠操縱自己這個偶身的傀儡師。
鄭志忠，劇場人都叫他阿忠，有些人也叫他主任，他就是這樣的一個傀儡師。在這個看似正常，但所有人的眼光卻都圍繞在他身上的怪奇世界裏，而這怪奇世界若説是舞臺一點也不過分。只要遇見人，就像彼得·布魯克（Peter Blook）説的，這舞臺立刻搭起，上演傀儡師的劇目。每天都這樣上演著，生活著。
田啟元的影響
曾是“臨界點劇象錄”團員的阿忠，提到該團編導、已故的小劇場導演田啟元，他説，田啟元是艾滋病帶原者，而存在他這位小兒痲痹患者身上也有一種相通的境況，因此，相較于其他臨界點團員，就更可以理解，當你因為一種疾病，而受到他人歧視或者是差別對待的時候，你身處在什麼樣的位置，你怎麼樣看待這個世界；在作品裏面，或在日常生活裏面是怎麼樣反應，又或是如何説出來對這個社會政治基本的態度以及看法。
阿忠認為，如果田啟元對身旁週遭的團員有所影響，比較會是在他過世之後的那段時間；就好像一棵樹，以前還是一株小樹苗，根本長不出果實，到現在，不但已經長出果實，而且往後延續了。阿忠強調，田啟元就像一棵超大的大樹一樣，如果有一棵大樹在那裏幫你擋風遮雨，你要選擇自己長成大樹超越他呢？還是就直接在他的庇蔭之下？不同的是，這顆樹已經倒了，要不要繼續長大，每個團員的選擇都不一樣。
然而，田啟元對阿忠後續的影響，並不是阿忠在他身上學到了什麼導演方法論或技巧，比較多的反而是怎樣作為一個人，以及接受人與人之間的那種差異性，去更理解別人。阿忠認為，這是做劇場更為重要的事情——人。
風格化的柳春春劇社
阿忠在田啟元過世之後，成立了“柳春春劇社”。這個由田啟元命名的劇團，曾經創作了許多作品，但是在2004年之後，便開始進行內部團練及實踐生活，沒有再推新作品。
同是劇場人的王墨林説，他看不到柳春春的任何一個成就，但他強調，成就並不是最重要的，可能是潛行；整個來看，他認為柳春春是非常風格化的，然而，這個風格化不是在美學上的，而是屬於劇團本身的風格化，例如從最早的不申請補助，所呈現的壓抑與悲壯。但王墨林也提到，不同於常被放在體制外非主流脈絡來談的海筆子帳篷劇場，柳春春很少被認為是一個體制外、非主流團體，他認為，若要下一個結論的話，柳春春還處在一種停滯的狀態，然而這是一種修行。
牯嶺街小劇場館長姚立群就很直接地認為，阿忠沒有推作品，人們把柳春春忘了就是天經地義的；他認為劇團還是要做戲，不做戲，就什麼都沒有。
然而，阿忠很了解一個劇團是因為作品才存在的，就算講得再多、想得再多，都還是要用作品來印證。他于2003-2004之間，在短時間的大量擠壓之下，劇團成員被逼著往前走，整個劇團産生了一種因為活動、作品的關係，看起來是成長了、或是膨脹的外相。可是就駐團編導的身分來看，在這樣模倣一般演出團體的操作過程下來，他發現裏面是空的。
因此，阿忠重新省視自己，開始團練生活、生活團練，簡單地把一件事情做到。這幾年的團練當中，每次團練他們都會畫圖，並且一直不斷地在討論，柳春春應該會是怎麼樣的經營方式。而且愈到團員們已經不是學生的狀態之後，他們反而可以更理解，柳春春當時停下來，以及後來做的團練，每個月固定交團費，及不是固定每年一定要有作品的運作方式，都變成可以理解並且接受的。（文/張輯米）
節選自台灣《PAR表演藝術》雜誌第2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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