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曉攀（左）和搭檔尤憲超
早報記者 潘妤
高曉攀戴著黑框眼鏡，穿著入時，手裏的iPhone總是響個不停——典型的80後陽光帥哥。如果不是因為他穿著條綢緞面的中式褲子，實在很難把這個形象和相聲演員挂上鉤。這個生於1985年的男生，現在是紅遍北京城的“嘻哈包袱鋪”的掌櫃，擁有自己的公司，手底下掌管著70多號人和大大小小四個劇場。就在三四年前，高曉攀基本還是個無名的“北漂族”，除了搭班説相聲，幹過的工作包括婚禮司儀、售貨員、推銷員、油漆工……
高曉攀來上海是為了昨晚開始的三場演出。這是“嘻哈包袱鋪”成立三年以來，第一次自己操作來上海演出。和北京一票難求的盛況相比，場面算是冷清了不少。對此，高曉攀並不覺得沮喪，來上海就是想試一試，“嘻哈包袱鋪”能不能靠自己的口碑打出市場。
2008年的5月，“嘻哈包袱鋪”成立的首場演出，台下就坐著兩名觀眾，滿臺的演員讓這兩個觀眾不好意思退場。而三年後，“嘻哈包袱鋪”的會員已經達到了25萬人。這其中，大部分都是和他們一樣的“80後”觀眾。
我們賣的是樂子
“嘻哈包袱鋪”是清一色二十來歲的年輕男生。2008年5月，這群男生在少年宮裏學相聲，首演演出就弄了張辦公桌，蓋塊布就上了。20元的票價，實在算是便宜。台下只有兩位觀眾，演出的“隆重”，讓這兩人不好意思地看完了全場。有五個月時間，“嘻哈包袱鋪”的日子一直不好過。
但漸漸觀眾開始多了起來。它的第一個據點是鼓樓西大街的廣茗閣，劇場邊賣羊肉串的老闆在“嘻哈包袱鋪”還沒紅火的時候幫著賣票，買100元錢羊肉串送一張20元的票，慢慢地，票子變得緊俏起來。當年的12月，因為一篇媒體的報道，“嘻哈包袱鋪”很快引來了全北京大大小小媒體的關注。每天中午12點，廣茗閣門口就聚集了買票的人，一直等到下午4點開票。那些沒時間排隊的人寧願到門口買價格翻了三倍的黃牛票，也一定要進去聽一場相聲。
“最火的時候，台下一半是觀眾一半是記者，長槍短炮到處都是。那半年時間，從時尚雜誌到黨報，從《魯豫有約》這樣的節目到《中國文化報》，幾乎都上了一個遍。”高曉攀回憶説。小小的廣茗閣很快就不夠用。短短兩年時間，“嘻哈包袱鋪”一共擴充了四個劇場。每個星期固定有21場演出。除了買斷了廣茗閣六年的晚間演出，還和政府等單位一起合作，開闢了崇文週末相聲俱樂部和東四環劇場，而最大的手筆當屬全新的安貞劇場。這個有四五百個座位的茶館劇場，完全由“嘻哈包袱鋪”自己投資，耗資200萬元改建的劇場裏擺放了三十來張八仙桌，一到週末就爆滿。20元的門票雖然漲到了80元，但“嘻哈包袱鋪”的口號是：“我們不賣房子，不賣車子，賣的是樂子。”
舞臺是夢開始的地方
一年之前“嘻哈包袱鋪”來上海的演出都是有企業或者演出商托底，基本不對外售票。相聲搬到上海演出難度很高，南北文化的差異讓這門曲藝藝術的受眾群受到限制。在北京，“嘻哈包袱鋪”和郭德綱的德雲社算是競爭關係。但高曉攀卻一直對郭德綱景仰有加，很多年前，他也在德雲社説過相聲，和郭德綱同臺演出過。“我不想做郭德綱，我也做不了郭德綱，不是説氣餒的話，我覺得在藝術上真的不如郭德綱。他讓相聲藝術火了起來，這也是我們‘嘻哈包袱鋪’能夠活起來的原因。”
但是，高曉攀很清楚自己和德雲社必須有差異化的競爭。“德雲社其實更偏重傳統、傳承的東西。但是，我們的相聲都是更身邊一些的東西，更年輕化、更生活化。”在觀眾眼裏，“嘻哈包袱鋪”確實擺脫了傳統相聲的那種江湖氣息，變得更有潮流感。除了説傳統段子，更受歡迎的是那些憑藉網路語、流行語、時事新聞乃至微網志趣聞的新編相聲。相聲也開始調侃那些八卦新聞，諸如謝娜和張傑，諸如大S和汪小菲。演員們不一定非穿著長衫馬褂上場，高曉攀甚至有一件迷彩長衫，演員們也會腳踩回力鞋、身穿線衫褲上場。“所有‘80後’的觀眾都説這衣服實在太懷舊了。”
除了高曉攀和搭檔尤憲超，劇團裏的很多別的組合也都各有粉絲。而領軍人物高曉攀無疑是人氣最高的。有30多個北京的“攀粉”特地買了飛機票過來看這個專場，和“嘻哈包袱鋪”一起過這個清明小長假。臨出發前，更有很多觀眾給演員們發來上海的天氣預報，讓他們注意冷暖。這個被人稱為“相聲界第一帥哥”的年輕人，讓相聲也走起了偶像路線。
在很多觀眾眼中，高曉攀和“嘻哈包袱鋪”，第一次讓相聲這個東西，和他們的生活發生了關係，變得親切起來。三場專場演出被取名為“舞臺是夢開始的地方”，這也是“嘻哈包袱鋪”所有演員內心的聲音。雖然明天的一切都還未知，但站在這個舞臺上，他們就有了新的開始。
2008年5月，一群在少年宮裏學相聲的年輕人聚在了一起，開始了正式演出。“嘻哈包袱鋪”擺脫了傳統相聲的那種江湖氣息，變得更有潮流感。高曉攀也被稱為“相聲界第一帥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