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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田芳
單田芳評書表演藝術家。原名單傳忠，1935年生於天津，後隨父母遷居東北。1955年加入鞍山市曲藝團。“文革”期間下放農村，1979年重返書壇，開始錄製廣播評書和電視評書，風靡全國。至今錄製了百餘部評書作品，在全國近五百家電臺、電視臺播放，聽眾過億。代表作有評書《三俠五義》、《白眉大俠》等。
驚堂木一拍，白紙扇一抖：“咱們言歸正傳！”
單田芳76歲，説了55年評書，據説現在全國每天有1.2億人，守在收音機和電視機前聽他説書。人們熟悉他那略帶沙啞的嗓音：“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分解了幾十年，現在他出了本自傳《言歸正傳》，準備講講自己的故事。
故事從哪講起呢？偽滿洲國、民國，到新中國，民間藝人顛沛流離，四海為家。2010年12月22日午後，單田芳在北京家中緩緩開腔，感慨萬千。
少年亂世求生是學問
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會打洞。
我家是世家，從爺爺輩到父輩，都是搞曲藝的，從小我就受這個氛圍的熏陶。舊社會藝人沒有地位，這是我親眼目睹的，“下九流”這話外面人説得不多，凈是咱們藝人自個兒這麼説，確實心酸。
我生在天津，後來跟著家人到瀋陽。外祖父王福義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民間藝人，我母親唱大鼓，父親是弦師，小時候我就在後臺扒拉著看———那會兒藝人們演出都不賣票，説完一段書，拿個小笸籮，下去給人斂錢。一段書三分錢，“捧場了捧場了”，就這麼喊。人家愛給就給，不給錢也沒轍。當時我心裏覺著，下不了一個好詞：這跟要飯也沒啥區別啊，我可不願幹這個。
解放後我也大點兒了，想的是唸書考學。1953年高中畢業，東北工學院和瀋陽醫學院都給我寄了錄取通知書。我想當醫生，穿個白大褂，戴個聽診器，往屋裏一坐，多紳士啊，起碼不受風吹日曬。可是趕上得場大病，上不成學了。家裏人説，你還是學評書吧。
我在東北呆了幾十年，現在人説，為什麼東北出那麼多曲藝人才呢，是不是跟地方文化有關係？趙本山説原來東北太窮，大冷天人們沒什麼事幹，就互相嘮嗑，嘴皮子鍛鍊得特別利索。這話有道理，也是眾多道理之一，我覺得主要還是時勢造英雄。東北人本身粗獷，頭腦活躍，過去就連做賊都是東北的最多。有句話講“江北的鬍子不開面兒”，知道什麼意思嗎？“鬍子”就是土匪，舊社會太多了，以搶劫為生。你路上遇見鬍子了，説是三爺介紹你來的，或者我是誰誰的門下，三老四少給個面兒，該讓路的讓路，該關照的關照。這都是在西南一帶，東北不行。東北的鬍子不給面子，管你是三爺還是四爺介紹來的，照樣截住打一頓。
所以亂世求生，就是門學問。我那時候都是靠父母，父母領著走江湖，自己不能獨立。等到長大了另立家庭，娶了媳婦，父母不在了，就得靠自己。1948年很凶險，解放軍包圍長春，國民黨守軍有13萬人，連老百姓80多萬人困在城裏，沒水沒電，彈盡糧絕。我們家算比較富裕一點，先買下糧食，大缸小壇的都裝滿埋起來，當時估計這點糧食能維持幾個月不斷頓。可幾個月後呢？誰知道這仗要打多久？最後就是一家人冒險逃出城去，往解放區跑。我現在總結，都是命運，不該你死你就沒死。
剛解放那會兒，我靠説書有了經濟收入，也有了社會地位，打心眼裏高興。走合作化道路，成立人民公社，我在遼寧鞍山定居，説書也算小有名氣，不覺得這行當低賤了。這輩子兩次新生，全國解放算頭一回。
要説第二次新生，得先説我這輩子吃過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毛主席説，這是一場觸及人們靈魂的大革命，是前所未有的，不管什麼人都要在革命舞臺上表演。後來我才知道，這比打仗厲害多了。打仗時候倖存者還是挺多啊，飛機扔炸彈，哪兒那麼巧就扔你頭上？可要論危險系數，這個“文化大革命”是無一倖免，誰都跑不了。我就是因為説錯了話，成為“現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農村。
噩夢四海為家苦漂泊
從小生長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到農村什麼活兒都不會幹。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東北地區的窮中之窮，幹一年掙不了三百塊錢。光口糧錢就得兩百四十塊，一年口糧三百六十斤，是毛糧，磨下來就二百多斤成品糧，哪夠吃？農村老百姓本地人還有個親戚能照應，咱是外來戶，戴著“帽子”下來的，人生地不熟，可想而知是什麼處境。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能再回城裏，滿腹委屈無處申訴。為了糊口，家裏所有的東西變賣一空，堅持了四年，到後來就根本吃不上飯了。我心想這樣下去，非死在這兒不可。與其等死，不如鋌而走險。我就跑了。
從那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當時吃飯要糧票，住宿要介紹信，到處都有民兵，天羅地網，你能跑到哪去？可我愣是從農村跑出來了，就在外頭漂流。哈爾濱、長春、瀋陽，好多地方。當時的心情，感覺自己就跟台灣來的特務一樣，隨時防範人家抓捕。為了維持生活，我跟別人學了製作一種手工藝品，叫“水泡花”，拿個罐頭瓶泡幾朵小花，叫我女兒去賣。人家一看，我女兒端個小瓶子站百貨商場門口，那花兒五顏六色的挺好看，就都來買。除掉工本，一瓶能掙幾分錢。積少成多，攢到幾塊了，就能買糧吃。苞米麵一斤三塊錢，那也得買，也得活著。
四年多在外邊漂流，做夢也沒想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了，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聽説這消息的時候，我還在外邊漂著呢，是有朋友告訴我，你那些事兒可以解決了，有説理的地方了。我心想“平反昭雪”這詞，古書裏邊有，現如今不可能。朋友説不騙你，黨中央給做主了。
1978年，我恢復名譽，恢復公職，遷回城市，還拿到了國家賠償我的十年工資——共計八千多塊錢。那年，我44歲，重返舞臺。
輝煌兩世為人念故鄉
按現在的説法，四十多歲重新開始幹事業，不容易。我兩世為人，才明白什麼叫自由，自由多麼可貴。以前説過很多書，看過很多電影，不知道奴隸是啥樣。經歷一番苦難，噢，原來沒落實政策那時候，就是奴隸，變相的奴隸。
我人到中年，對黨、對人生充滿激情，感覺像個小孩，一切從頭開始。為什麼幹到今天這麼老了不覺得累？就是有奔頭，心裏頭痛快。
説書這行當，到改革開放以後，又是新局面。書還叫評書，説法不一樣了。我的理解，在茶社裏説書，面對觀眾，有隨意性，隨便動彈動彈，説點車轱轆話，説完一段抽根煙，都沒關係。電臺不行，電臺要求簡潔明快，沒有觀眾。上電視説書更不一樣，要求更嚴格。
開始不適應，錄音的時候，面對麥克，空無一人，説成什麼樣也看不著觀眾反應，怎麼整呢？我想了一個辦法：錄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錄音員，還有倆監聽的，還有個主任，錄書的時候他們天天在外頭坐著，我透過玻璃看得清清楚楚。我一想，就拿他們當觀眾，他們也是人，我在裏邊説，看外邊他們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們齜牙一樂，我心想這包袱抖響了。要是看見他們在外頭嘮嗑或是打盹，那説明這段書説得鬆懈，沒把他們説住，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後搬來北京，書錄得更勤快了。開始是到北京電臺裏去錄，後來我自己辦公司，租用錄音室，一來費用較高，第二個，北京交通越來越不方便，有時候堵車，急死也過不去。我一看，這錄音也沒什麼神秘的，就是墻上貼隔音板，地上鋪地毯，麥克買好點的，門加厚點關上，我在家也能錄。這樣就開始摸索著在家錄書，每天早上三四點鐘起來做功課。睡不著啊，工作積壓在一起，全國四百多家電臺，都有“單田芳書場”，每天超過一億聽眾，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起來滿天星斗，我看書時頭腦特清醒，看一遍閉上眼睛，這故事怎麼回事，哪是重點哪該刪掉，心裏都有了數，打開機器就錄。
這些年下來，要説哪兒是家，真是個難題。如今我人和戶口都在北京，公司事業也在北京，在北京工作16年了，北京就是我家唄。北京郊區，尤其懷柔那邊，可玩的地方太多了，我説還出國溜達什麼啊，哪兒也不如北京好。
可人老了，就常想念老家。我76歲，也忙不了幾年了，心裏想著，最後還是得回家。我從鞍山出來，老家熟人多，親戚多，沒事串個門，敘敘舊。北京當然也有好多朋友，可有幾個人是打偽滿洲國那會兒過來的？講起過去的事兒，還是找東北那些老人。
回眸言歸正傳話平生
我要是不説書了，真不知道幹什麼去。評書是傳統藝術，後繼有沒有人，是個問題。外界感覺好像説書的就這麼幾個人，其實並非如此。我到東北地區和河北地區，那些小縣城裏，説書人很多，只是還沒什麼名氣。現在都講究品牌，電臺電視臺也一樣，放單田芳的評書，聽的人多，就有企業願意拿錢做廣告。
最近兩年我倡導“紅色評書”，想的是建國六十年、建黨九十年，咱們應當説説新中國來之不易，説説這些開國元勳的豐功偉績。這想法出來，好多人都支援，正琢磨頭一個講誰合適呢，遇上賀龍的女兒賀捷生將軍。她是長征時候最小的戰士之一，給我講她的經歷，講她的父親，我很受感動。關於賀龍的書很多，我翻了很多，整理出來，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錄了三百集《賀龍全傳》。從賀龍兩把菜刀鬧革命，一直到受“四人幫”迫害至死，都錄下來了。
從《三國》、《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説到紅色經典，書裏有這麼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麼樣？這一輩子下來，我崇拜的是見義勇為拔刀相助，扶困濟危雪中送炭，別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現在寫出本自傳，取名《言歸正傳》。説了一百多套評書，老是別人的故事，到這兒言歸正傳，説説自己。從日本人、國民黨那年代過來，經歷“文革”、改革開放走到今天，雖然沒有什麼豐功偉績，讓年輕人多知道點老一輩的個人史，我覺得還是有益。動筆太累，我還是習慣説書，口述著錄下來，讓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萬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實就一個字：熬。
【精神家園系列結束語】
一年，從野夫、楊繼繩到陳冠中、單田芳，我們的《精神家園》系列至此也告一段落。這是一次試圖打通歷史與地理、個人與國家關係的敘事努力，而從最初每個人對故鄉的回憶到最後四海為家的感懷，所謂“精神家園”這個詞語的內涵，似乎也悄然擴大。這也和當下多元社會與轉型時期的特點相符——但不管怎麼漂泊，精神家園終歸是每個人內心最深處的動力。我們記錄一代人的精神家園回憶，無形之間，也就成了對歷史的一種另類表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