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中國科學界注意到這個問題至少10年了，但包括博物館在內的社會層面似乎還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李淳對此頗感遺憾。中國地質博物館曾就“展品拼湊問題”回答《科學》雜誌記者的提問，認為“産地農民修復化石時可能犯了一些錯誤，但並不是假化石”。然而有關學者表示，此種説法“不成立”。中國地質博物館的有關專家也不願就此問題再回應本報的進一步了解。

《科學》雜誌引用美國加州大學古生物學者Ryosuke Motani的話對這種“嚴重性”加以明確表述：“一件標本上的虛假部分破壞了整個標本的價值，對一件化石標本而言，即使其真實的部分提供了重要的科學資訊，而且哪怕沒有這件標本就無法獲得這種資訊，由於虛假部分的存在，我們也會質疑這些基於真實部分獲取的資訊。同時，對於本應以啟發民智為己任的博物館，其公信力將遭到嚴重破壞”。

李淳認為，中國應該對這些“嚴重性”有更自覺的認識。

化石在中國的“民間修復”與“非專業修復”，成為化石“污染”的一個重要因素。

李淳介紹，在中國，古生物學長期以來只在極少數大學的地質係課程中出現。而古脊椎動物學又是古生物學中一個專業性極強的分支學科。缺乏專業人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化石標本的判斷力。

而博物館成為人工拼湊和純粹造假的化石的出路，也有多重因素。

李淳的研究方向是貴州、雲南一帶出産的三疊紀海生爬行動物化石。他表示，這類化石目前已經成為“重災區”。“除了個別單位，中國大陸境內絕大多數博物館收藏和展示的此類標本都是‘假’化石，只是破壞、拼湊和造假的程度不同而已。”李淳説，近幾年，許多二、三線城市比較重視建造自然博物館，當然需要化石標本，但是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判斷真假。

浙江自然博物館館長康熙民從另一角度印證了李淳的觀點。康熙民認為，我國的博物館建設，重建築輕功能，重形式輕內容，重人文輕自然。我國自然博物館發展經驗不足，尤其缺乏正規的化石收集渠道與專業鑒定人才。值得提及的是，《科學》雜誌建議博物館與科研機構加強協作以解決中國的假化石問題，並認為浙江自然博物館與中國科學院古脊椎所的合作是一個“可貴的成功範例”。

事實上，假化石的民間製作成本相當低。根據李淳的介紹，專業技術人員修理修復一塊化石，往往需要數月甚至一年以上的時間，需要高倍顯微鏡以及一系列專用設備，但民間人士可能用兩三天，僅僅借助“大刀闊斧”的粗放工具就可以處理一塊化石，就算不加以拼湊和偽造，也會將化石原有的生物結構破壞殆盡。“如果博物館缺乏專業的鑒別力，就會把這樣的化石當作真品收藏和展示。”

李淳還介紹了一個背景：中國得天獨厚的環境保存了大量古生物化石，這對於研究各生物門類的起源、演化和滅絕以及重大地史時期環境變化都有重要價值，也使中國成為世界古生物研究的熱點地區。比如貴州雲南交界一帶，與歐洲著名的三疊紀海生爬行動物化石點——聖喬治山相比，化石門類更多，標本保存更完整，國際影響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