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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對博物館或美術博物館的研究，比較忽略大學美術館。國內的研究文獻對大學博物館或大學美術館的論述比重很低，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的大學博物館或大學美術館的社會影響力太小，比如北京中醫藥大學博物館，每天參觀的人數竟不超過十個，實在令人羞愧。但參觀人數少並不等於該館沒有可看性，它擁有1500平米的展廳、千余件歷代醫史文物以及兩千八百多種中藥標本，在整個醫學界都是屈指可數的。當然也有部分大學博物館參觀人數少是因為藏品匱乏，比如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該館比較重要的收藏僅有國家文物局在2009年從拍賣市場上優先徵集來的《陳獨秀等致胡適信札》。①藏品匱乏不完全是經費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大學對博物館或美術館的建設不夠重視，因為大學博物館或美術館的建設和管理目前還沒有被列入大學辦學水準評估體系。
回顧中國早期的大學博物館，並不會如此閉塞，而且它們大多以學術研究為主，比如1868年成立的震旦博物院(原稱徐家匯博物院)，在1930年由震旦大學接手其全部藏品，院內設生物研究部和古物部，文物陳列室展有青銅、陶瓷、玉器、錢幣等，博物院還設有藏書樓，專收中西動植物科學善本，並常選標本供學者研究，甚至分寄標本給世界各地專家。②
民國時期建立的博物館多由學校或教育機關籌建，實業家張謇在1905年分別向張之洞和學部遞交《上南皮相國請京師建設帝國博覽館議》和《上學部請設博覽館議》，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經列出六條操作博覽館的具體辦法：甲、建築之制，乙、陳列之序，丙、管理之法，丁、模型之部，戊、採輯之例，己、表彰之宜。張謇的操作方法已頗具現代博物館理論的雛形，並且他已經意識到博覽館可使莘莘學子有所觀摩研究以補益於學校。帝國博覽館最終雖然沒有建成，但張謇在提議建博覽館之前，就已經創辦了中國第一所師範學校——南通師範學校，後來他索性在南通師範旁邊自辦了一家博物館——南通博物苑，該苑分設三部：天産、歷史、美術。張謇的辦館理念可能受日本博物館界的影響比較大，比如他擬訂的作品徵集啟示，以及博物苑參觀簡章等，可能與他赴日本參觀帝國博物館和博覽會的經歷有關係，算得上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引入現代博物館學的早期人物。
再如1932年正式成立的成都華西協和大學博物館(現為四川大學博物館)，分古物博物館、自然史博物館、醫牙科博物館三部分。 1932年，美國哈佛燕京學社(華西協和大學古物博物館的經費全部由哈佛燕京學社撥付)委派美國人葛維漢(Dr.David.Crockett.Graham)為華西協和大學古物博物館館長。葛維漢于1927年獲得芝加哥大學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他在對四川部分漢墓、唐宋陶窯的發掘工作中，使用了現代學術方法，使收錄標本均有正確的記錄和發掘報告，促進了中國西南地區現代考古學的發展。1934年葛維漢整理出歷史上第一份關於廣漢古蜀文明遺址的考古發掘報告——《漢州發掘簡報》。③包括他對四川少數民族的調查，也對西南地區現代人類學發展頗有貢獻。該館繼任館長鄭德坤在1941年獲得哈佛大學考古學及博物館管理博士學位，他在任職期間延續現代考古學的方法，主持田野考古，收集標本，並進行系統的陳列和專題研究，同時在博物館管理方面也引入了現代管理學，他在《五年來之華西大學博物館》中樂觀地談到：華西大學博物館已成為本市重要名勝，當地教授、學生以及對文物有興趣的人士，常有目的地來參觀，並且外省及國外的人士、達官要員、國際名士、友邦空軍，來此一遊者也頗多。
以上表明中國最早的大學美術館對現代知識的引進和發展産生了很大的作用，但這條發展的線索後來中斷了。我想重提該傳統，呼籲大學重視大學美術館對現代知識的引進和生産所起到的推進作用，建議目前的大學美術館弱化教育功能，少辦本校師生作品展，更多強調學術研究職能，因為現代知識生産的最高目標不是對知識的使用，否則實驗和創造的品質將會遠離大學。高中教育或職業教育可以具有實用性功能，但大學是思辨性的，它發揮的作用在於詳細解釋知識的法則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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