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江東晛
《浪潮》的情節非常簡單，它改編自上世紀六十年代在美國發生的一個真實的案例。在電影中，本來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賴納·文格爾被迫去給高中學生用一週的時間講授“獨裁政治”，他突發奇想決定進行一次教學實驗，看一看納粹是不是距離現實生活很遠。沒想到，不到五天，一個名為“浪潮”的極具凝聚力的集體就形成了，它開始表現出製造很多群體性罪惡的危險的苗頭，而當他企圖結束這一教學實驗時，一名過分依賴這一群體的心智不健全的學生——蒂姆——在開槍射傷一名同學之後飲彈自盡。
真實的故事原來發生在美國，而導演將其移植到了德國這一片土地上，其表現出來的效果更加令人震驚。於是，很多人將這一案例與“極權主義的起源”這樣的大問題聯繫了起來。極權主義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值得政治思想家們用一生進行思考，我對於這個概念不太敢發表意見。而且，我認為單單是影片中的情節，離真正的極權主義還有很大的距離。它只能説明極權主義在當代社會中的可能性，要實現國家對社會的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其實也並不是那麼簡單的。但是，同樣的事件邏輯，在美國和在德國都會發生，而如果考諸歷史，個人服從於集體，並在集體的大旗下釋放出巨大的破壞力，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法國不是有雅各賓嗎？不是有布朗熱運動嗎？中國不是也有文化大革命嗎？不是有“抵制家樂福”嗎？如果再將目光放廣一些，世界上幾乎無時無刻不在發生的教派衝突、反政府示威、民族主義運動，哪一個不伴隨著暴力，而哪一個不是以群體為單位、打著群體身份的旗號製造暴力的呢？這些運動離真正的極權主義還是有很大距離的，但是和同樣與極權主義有很大距離的本影片的情節卻是遵循著同樣的邏輯——群體政治的邏輯。
詳細敘述故事情節並不必要。但是，影片中的一些細節和細節中透露出來的時代背景卻是有必要進行交代的。在影片開場3分鐘的時候，文格爾向校長理論，希望能與維蘭德交換題目，去講無政府主義而不是獨裁政治。他提到了自己的經歷：“我在柏林念過大學，在克羅茲堡待了五年，還參加過五一遊行。”克羅茲堡是柏林下轄的一個區，是德國非常著名的反傳統基地，特別是左翼的和無政府主義學説，在這個地方非常盛行。至於“五一遊行”，我們不知道文格爾參加的具體指哪一次，但是在2008年和2010年，柏林均發生了大規模的五一遊行，並且都引發了騷亂。每一次五一遊行的原因都是一樣的：帶有種族主義色彩、與新納粹關係密切的極右翼分子在勞動節當天遊行，為了破壞他們的計劃，每次都會有為數更多的左翼激進分子，特別是無政府主義者，在同樣的街區遊行，並與右翼分子發生衝突。為了維持秩序，警方往往也會在衝突中成為受害者。
在今年5月4號新華社記者的報道中，我看到了一句非常耐人尋味的話：“一名警方人員説，參與騷亂的部分年輕人並無政治目的，僅僅是想體驗一下暴力活動的‘滋味’。”這引起了我的思考：我們往往認為，一個人必定是先接受了某一個主義，才會為了這個信仰進行鬥爭。然而，這位警察卻告訴我們，很多人是為了“鬥爭”，才參加一個信仰團體。為什麼會是這樣？
我對德國的政治生態基本無知，也沒有這麼多時間研究德國目前的政治光譜，只是粗略地看了一下無政府主義者和極右翼分子的主張都是什麼樣的。極右翼分子就是我們熟悉的新納粹，針對日益加深的貧富分化，他們宣稱代表窮人的利益，反對移民搶佔德國本土公民的就業崗位，這樣一來，他們就將“種族主義”這一意識形態重新抬了出來。而左翼分子的主要任務，除了反對“種族主義”之外，更重要的是反對全球化，因為全球化的自由主義帶來的並不是自動的和諧，而是貧富分化的加劇。他們主張一種更加平等的政治秩序。這樣一來，我們可以看到，左翼必然也要代表在全球化中受害者的利益，而這些人往往也是窮人。而他們反對全球化，在實踐後果上不可避免地會造成民族主義思想的抬頭（雖然在理論上，反全球化可能不一定就必然高喊民族主義）。我們知道，種族主義其實是民族主義的極端表現形式。由此觀之，就産生了這樣一種現象：當我們把兩種理論在實踐上的後果推到邏輯終局的時候，發現它們往往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可能有助於我們理解這位警察説的話：很多年輕人僅僅是為了體驗暴力的“滋味”，因為他們不想區別理論上的差別，同時，理論上的差別也往往不好區別。那麼，不如隨便加入一個組織，然後體驗這種為了群體的信仰而征伐“異教徒”的快感。吸引他們的是“群體”本身的價值，而不一定是“群體”所為之奮鬥的那個價值。這兩個價值往往會被混同，但是在本質上截然相反。共産主義者的群體、民族主義者的群體和納粹主義者的群體，在口號上千差萬別。但是，作為群眾性運動，它們有著共同點：個人都服從於這個群體，為了群體本身的價值“鬥爭”。
本文之所以認為文格爾先生進行的教學實驗與真正的納粹復活還有一定的距離，正是基於上述這種概念的差別。納粹的極權主義，雖然其本質也是強調群體本身的價值，但是，在希特勒進行大規模群體組織之前，他提出了很多許諾——通過打出“國家社會主義”和“德意志民族主義”這樣的旗幟，希特勒和他的左膀右臂承諾，只要實現他們的主張，就能夠改變魏瑪共和國目前的悲慘現狀：經濟蕭條和民族戰敗的恥辱。然而，在電影中，似乎文格爾先生在進行教學實驗的時候，沒有在一開始就提出組建群體要實現什麼遠大的目標，而是上來就強調紀律性和服從，以及集體能給大家帶來的“平等”的感覺。我們看到的是，到了電影的最後十分鐘，也就是文格爾先生決定通過一種“反諷”的方式結束這一實驗的時候，他才在講臺上義正詞嚴地喊出了“浪潮”所要達到的目標：“德國近年來每況愈下，我們是全球化中的輸家，但政府卻告訴我們：努力幹活，才是擺脫危機的唯一方法。那些政治家根本就是經濟的傀儡！失業率必須下降，我們還是出口大國！但實際上，窮人越來越窮，富人越來越富！恐怖活動是現今最大的威脅，而恐怖活動正是我們自己，通過散步不公正而一手造成的！當我們把自己的星球一步步推向毀滅的時候，那些富人卻在一旁摩拳擦掌——建造空間站，還想從高處欣賞這一切！……‘浪潮’是改變這一切的唯一途徑！團結一心，其利斷金！今天，我們此時此地，將創造歷史！……從這時起，‘浪潮’將席捲整個德國！誰要是阻止我們，‘浪潮’將把他吞噬！”之後，他命令手下將“叛徒”馬爾科帶上臺來進行“審判”。
這些都是羅伯斯庇爾、希特勒，還有很多激情高漲的“領袖”共同的語言特點——運用斷言、不容辯駁的言辭，採用非常激昂的方式傳播出來，並且每一句話都直指現狀的危機。關於領袖在群體運動中的作用，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在《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進行了非常出色的闡釋。然而我們知道，這些烏托邦理想的提出，是在‘浪潮’這一組織形成之後，而不是形成當初。我認為這並不是導演的失誤，相反，通過展示這樣的情節，我們看到了一種更加發人深思的情形——單單是具有“不滿情緒”，甚至是一種沒有明確目標的不滿情緒，就足以形成一個力量極大的群體，而意識形態和烏托邦反而並沒有成為形成群體的必要條件。
那麼，我們何以説這樣的“不滿”是沒有明確目標的呢？我們在電影當中並沒有看到直接反映文格爾先生在最後的演講中指出的那種現象，即在學生當中，因為貧富而造成“階級意識”的分化。相反，不管是什麼背景的人，他們對於現狀都有不滿情緒，而這些不滿往往不是經濟原因造成的，也並不是指向經濟問題的。在影片開始8分鐘的時候，導演向我們展示，文格爾班上的同學在歌舞廳聚會，這是一個非常庸俗的場景：喝酒、跳舞、男女擁抱，一個總喜歡嘩眾取寵的男生甚至拿酒瓶子做出自慰一樣下流的動作，還博得了同學們的歡呼。接下來，在兩名同學的交談中，我們看到了這樣的話：“當今的人想叛逆，卻找不到叛逆的方向。所有的價值觀都不存在了，對不對？人人腦子裏想的都是自己。我們這一代缺少的，是一個可以將我們團結在一起的目標。”
這一句話是全片的亮點，因為我們發現，它與尼采的言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尼采是一個典型的叛逆者，他之所以叛逆，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有感於現代性帶來的壓抑的社會環境。我們都知道尼采的政治哲學是“超人哲學”，這種“超人哲學”直接導致了納粹思想的誕生。但是，關於超人哲學的合理性，我們了解的卻不多。為什麼尼采鼓吹“超人”？他不是瘋了，而是説出了時代精神最大的問題所在。在現代社會中，一切人的平等所帶來的並不是所有人的精神都到了哲人的高度，而是使得最大多數平庸人的價值觀成為了主流價值觀，導致了社會的普遍庸俗化，任何偉大的、高貴的價值都在“平等”這樣一種平民意識中消失了。“歷史終結論”者弗朗西斯·福山繼承了對這一問題的探討，而他使用的是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黑格爾認為，歷史的進步來源於每個人“獲得認可”的慾望。在人類文明的第一場戰爭中，每一個人都在為了榮譽而戰，但是，意志堅強者成為了主人，而意志薄弱、沒有取勝的人，則成為了奴隸。從此以後，主奴鬥爭就成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動力：主人為了維持榮譽，就要壓制奴隸，而奴隸為了“獲得認可”，就要推翻主人的統治。而到了現代社會，政治格局的重構解決了“獲得認可”這一困擾了人類社會上千年的難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擁有與他人相同的“認可度”。這是一個理想的狀態，然而，歷史也將在此止步，而不會進入下一個階段。這不意味著不會發生任何事件，而是不會發生任何“歷史性”的事件，因為人類社會的一切矛盾都會在平等的社會中得到化解。然而，當鬥爭結束了，就會發現這樣的問題——沒有鬥爭的動力了，沒有歷史的向前發展了，這樣的社會是不是充滿生氣的，是不是可欲的？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平等化意味著均質化，均質化意味著平庸化。尼采就是基於這樣的反思，提出了平等社會中“最後的人”這樣的概念的。他認為，這樣的人是“報廢”的，他們非但再也體現不出來人性中任何超越性的潛能，反而可能會安於現狀而發生墮落。現狀是什麼？往往不是每個人高尚的互助精神，而是每個人都只關心自己周圍的事情，因為再也沒有偉大的目標值得他們跨出自我的狹小範圍而努力奮鬥了。於是我們再來看影片中的那句話，就能夠理解其中的意思了：當今人想叛逆，為什麼？因為人人想的都是自己，因為這樣的社會環境其實是極端壓抑的。但是找不到叛逆的方向，為什麼？因為所有的價值觀都不存在了，因為一切關乎人類價值的問題都以“平等”的名義解決了。由是，他們需要一個將他們團結在一起的目標。然而，這樣的目標是什麼？他們並沒有説，也不知道。於是我們就看到了一種不平衡——對於目標的“需求”遠遠大於需求什麼樣的“目標”。也就是説，進行鬥爭，打破目前這樣一種沉悶的社會現狀是最重要的。但是，什麼樣的社會才是最為可欲的社會？什麼樣的價值才是人類最崇高的價值？為了實現這樣的價值，什麼樣的手段才是最合適的手段？這一切我們沒有看到任何答案，沒有任何人對這一系列問題進行思考。而我們知道，需求的急迫性往往意味著“無病亂投醫”，鬥爭的急迫性往往使人們為了鬥爭而鬥爭。這樣一來，哪怕是沒有像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德意志民族主義這樣的“大詞”，單單是存在一個可以接納一個人進入的集體，並且這個人能夠為群體本身的價值進行鬥爭和服務，那麼，有著急迫需求的人就會立即加入進來。這就是為什麼在影片中會形成一個沒有烏托邦許諾的群體，也就是為什麼德國的那位警察會説，很多人並沒有明確的政治立場，而只是想體驗一下暴力的快感。
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在遵循上引影片中的話的邏輯，而並沒有對於邏輯本身進行檢審。我們不能不問：為了一個目標進行鬥爭，為什麼需要“團結在一起”？為了體驗暴力，為什麼要加入一個群體？也就是説，如果個人要打破目前沉悶的狀態，如果個人要實現自我超越，難道不存在一種社會條件，使得個人可以完全以個人為單位進行奮鬥？這是一個很值得人深思的問題。
為了理解“個人”，我們有必要對“個人”的歷史進行一番概略性的考察。現代西方社會的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原則，其實源自於一種“自主性”的概念。也就是説，每個人都有理性地決定自己的人生的權利，而他人、特別是政治權力，是不能干涉這樣的權利和自由的。“自主性”的概念奠基於這樣一個最為基本的預設之上，那就是，所有人都有同等的理性能力，這種理性能力保障他們在不受政治力的干涉的情況下，在諸多的選擇中辨明善惡，並且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善的目標。而一旦構建一種自由的、保障每個人的個人權利不受侵犯的社會，那麼，人類社會就能夠達到自動的和諧。而政治權力的職能往往在於協調和保障安全，而不是代替別人進行選擇。在這樣的理論想像中，我們發現，每個人似乎都是非常偉大的——每個人都有理性的能力，都有選擇的能力，都有明辨善惡的能力，而每個人追求的最高目標就是自由。
但是，現實真的是這樣嗎？人類真的會為自由而永遠歡呼嗎？真的是所有人都具有高度的理性能力嗎？自我選擇權難道真的對所有人來説都是好事嗎？答案都是否定的，而正因為答案是否定的，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才有産生的可能。我們其實都有這樣的感慨：當今社會不是選擇太少，而是選擇太多。如果擺在你面前的只有一條道路，任何人都不會産生任何的猶豫；而如果擺在你面前的是若干種選擇，每一種選擇似乎都有光明的前景，而你長時間無法辨明哪一種選擇最好，這樣就會産生反覆的躊躇，躊躇久了，就會發生迷失，造成身心俱疲。對比一下高中和大學就能理解這一點了。在高中，選擇很單一，目標很明確——除了高考，你還有什麼選擇？於是，每個人都要硬著頭皮走這根獨木橋，並且在這種沒有選擇的環境中嚮往大學能進行自由選擇的“美好未來”。然而，到了大學，我們卻發現，選擇過多，往往會造成巨大的痛苦：是學術？還是幹學生工作？是幹團委？學生會？還是社團？畢業之後是出國？還是保研？還是工作？還是考研？還是工作幾年後再考研？我已經聽不止一個人跟我説，他們在選擇的時候，有的人終日圍著未名湖沉思默想，有的人終日在寢室對著電腦發呆，還有的人成天在校內上進行抱怨。還有的人嫌這樣的選擇太累，就乾脆不選擇了，走一步算一步，隨波逐流就好。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反而開始懷念起高中生活了：有老師在鞭策，有高考的明確目標，不用自己進行任何的選擇，這樣的日子雖然單調一些，但是至少比在現實生活中找不到方向感好很多。
這種現象迫使我們必須思考“自由”這樣一個概念。幾乎所有的現代政治哲學家都將“自由”當作人類應該實現的最高價值，為了實現這一價值，幾百年來，在各種思潮的影響下，人們一再打破傳統加在社會生活上的枷鎖，不斷解放自己。人是具有對自由的嚮往的，這一點深深紮根於人的固有的本性當中，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自由真的在所有人看來都是如此值得珍重的嗎？未必。當政治哲學家認為自由是人類心底最真誠的呼喚的時候，他們似乎沒有看到，自由其實只是人性當中的基本傾向之一。自由應該是每個人追求的最高價值，然而，人們往往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放棄對這一價值的追求，或者希望採取其他的手段追求自由，但是到頭來發現這樣的手段與最終的目的是不相符的。上一段中我們敘述的那種帶有普遍性質的懷舊情結就説明瞭這一點：自由是崇高的價值，但是為了實現它，我們需要付出的代價太大。一個真正能夠在現世時時做出選擇的人，看來是一個意志力要非常堅定的人：他必須直面各種選擇給他帶來的風險，必須承受抉擇過程中的一系列痛苦，必須準備好承擔抉擇後的一切責任，而哪怕是這樣，他也堅決不將選擇的權力交給異於自己的人，而使自己淪為他人眼中的“客體”——如果我們用薩特的術語來講的話。
於是我們就看到為什麼這麼多人會選擇“逃避自由”。我們往往將自由想的太理想化，認為自由就是隨心所欲，我們獲得了自由之後，就能隨時享受這種隨心所欲的快感。然而，任何一個嚴肅的哲學家都不是這樣想的。自由必須伴隨著責任，自己的選擇需要我們自己負責，任何人沒有理由在面對自己的選擇所帶來的問題時向他人推卸責任。如果沒有“責任”的概念對“自由”這樣的概念進行制約，社會將無法形成任何秩序。於是我們就有可能理解為什麼很多人都會走上放棄自由這樣一種道路了，他們本心中並非嚮往桎梏，而是害怕自由所帶來的巨大的責任。如果我無法承擔這樣的責任的話，那麼我乾脆不要這種生命不能承受的沉重的自由。
薩特的“虛假信念”的概念就是這樣産生的。很多人之所以認為自己是不自由的，並不是他們在實在的層面上真正是受桎梏的，而是因為他們在逃避責任，反而用“不自由”這樣的虛假信念來掩飾自己的懦弱。那麼，面對“自由之累”，人們會選擇如何逃避呢？加入一個團結的群體往往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群體的領袖會承擔起決定每個人選擇的責任，群體的領袖可以代替群體進行思考；個人加入這樣的群體，非但不會覺得有被束縛感，反而認為這樣是鬥爭的最佳手段——當我們疲於思考自己的價值的時候，我們可以為一個群體所追求的價值和群體本身的價值奮鬥。總之，又能奮鬥，又不用自己做出選擇，還可以避免承擔群體失誤所造成的責任。這樣一種近乎“完美”的狀態，我想很多人都會嚮往。在電影中，我們看到，當文格爾先生決定要統一“浪潮”成員的服飾的時候，最大多數的成員非但沒有反對，反而欣然同意。特別是女生，因為她們每天往往會為了穿什麼樣的衣服而躊躇猶豫。可是如果每天都穿白襯衣的話，她們就避免了“選擇”所帶來的痛苦。
這樣一來，我們看到，個人非常容易地就會放棄自我的主體地位，而選擇為了集體本身的價值和集體追求的價值服務。而我們在文章的開頭就已經提出，集體本身的價值就具有自足性，很多人並不真正關心集體所追求的價值到底是什麼，也並不關心集體領袖的所作所為到底符不符合集體的根本利益，只是按照領袖的意志去做，因為領袖的意志代表著集體的意志。這造成的一個後果就是，個人將自我人格完全交給了集體，那麼，自我的獨特性就不重要了，集體的成員身份才是最重要的——甚至來説，集體的成員身份就是一切。在電影中，我們看到，以文格爾先生為首的班級共同體想出了組織的名字（“浪潮”）、徽標（巨浪的形狀）、服飾（白色襯衫）、問候禮節（右臂畫波浪最後水準停于胸前）。這些身份認同的符號加強了集體的凝聚力，但同時，也成為了區別本群體和外部環境的依據：不是“浪潮”的成員，就沒有冰激淩吃；不使用“浪潮”的問候禮，就不能進教室；不穿“浪潮”的白衣服，就沒有權利進入體育館。而對於一切破壞群體、攻擊群體的行為，群體成員要一致反對。在這樣巨大的對內凝聚力和對外排斥力之下，馬爾科和他女友的愛情也無法保持了——也就是説，連愛情也需要以群體身份劃線了。
如此我們就能夠理解為什麼群體——我們指的是那種以非常態心態為前提的、以紀律和服從為基礎的群體，而不是任何類型的共同體，比如代議制民族國家等等——往往會做出很多暴力的行為。當對於群體身份的認同超過了基本的人性意識時，我們很難發現有任何的意識能夠對群體的巨大力量進行制約。而如果再加上前面所述的社會心理的作用——渴望叛逆、逃避自由，特別是在群體行為中個人不用負責任——群體性暴力的發生也就只是一個時間問題了。我們看到，在世界政治中，大到教派衝突、種族屠殺，小到宗族械鬥、街頭暴力，這些都跟群體身份意識具有重大的聯繫。影片中為我們展示的只不過是在水球比賽時兩方觀眾之間發生的打鬥，而這也不能不説是大的族群衝突的微縮版。在《身份與暴力》一書中，印度裔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描述了他兒時經歷的1947年印度宗教衝突——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的信徒分別在雙方的宗教大旗下聚集起來，甚至平時能夠和睦相處但是教派不同的人，也受到了宗教身份意識的感染，反目成仇。有一天晚上，森的父親救起了一個伊斯蘭教徒（森一家是忠實的印度教徒，祖父是印度教哲學權威，與泰戈爾過從甚密），他是一名貧窮工人，因為家裏缺菜了，迫不得已必須上街購物。然而，僅僅因為他是伊斯蘭教徒，就被狂熱的印度教徒打傷了。施暴的那些印度教徒也許也是非常貧窮的人，在和平時期，他們可能與這名貧窮的工人遇到同樣的問題：為了生計而奔波。特別是，不管他們的差別再大，他們都生活在一個國家、一個城市，並且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人。但是，在宗教身份的感召下，這一切都不存在了，肉體的屠殺也變得合理化了。為了集體的價值，每個個體都沉浸在了非理性的狂熱當中而不能自拔。
這是一幅黑暗的人類前景——我們似乎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方式來避免群體的形成以及群體性的暴力。回顧上面提出的人類形成群體的基本社會條件，我們發現，似乎每一條都深植在人類固有的本性當中，只不過，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可能會表現出不同的程度。群體的形成——特別是權威性群體的形成——完全是非理性的。仔細考察我們就會看到，群體的形成基本上沒有伴隨著絲毫的思考：人們希望克服壓抑的社會環境，但是並沒有理性思考一個更高的價值應該是什麼，實現這一價值的合理途徑是什麼，這樣的目標一旦實現會不會蛻變到現在的樣子。當面對自由之累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思考，如果放棄自由，我們是不是能夠致獲人性的完滿性，是不是真的能夠實現自我的價值。當群體要對“非我族類”進行鬥爭的時候，人們並沒有思考，這樣的集體的身份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不是有什麼“身份”比最基本的“人性”更重要。最根本的問題在於，這些人的腦海中往往沒有最基本的善惡意識，無法形成一些哪怕是最基本的倫理邏輯。這樣的人，往往是最容易被群體的價值和概念誘惑的，也往往是群體領袖所要尋找的最合適的人選。
如此我們就看到了“思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中，對於這一問題有著深刻的論述。1960年5月11日，一向富有傳奇色彩的以色列特工組織“摩薩德”在阿根廷逮捕了一個叫艾希曼的德國人——當時，他已經是阿根廷的公民。此人于1906年出生於德國，1932年加入納粹黨，隨後加入了海因裏希·希姆萊的黨衛軍。從此以後，他一直參與希特勒對猶太人迫害的核心工作。1942年，希特勒在“萬湖會議”上確定了對猶太人的“最終解決方案”，之後，艾希曼就被任命去協調和管理將猶太人押往死亡營的後勤工作。1946年二戰結束後，他逃離了美軍的追捕，在阿根廷最終定居下來，直到1960年以色列將其捉拿歸案，並於次年在以色列被判處絞刑。對於犯下屠殺了600萬猶太人的滔天大罪的納粹戰犯，也許任何人都會認為他是內心邪惡、怙惡不悛的。然而，阿倫特卻將自己思考艾希曼的文章命名為“關於平庸的邪惡的報道”（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據阿倫特的觀察，艾希曼具備任何普通人所具有的人格，不存在任何心理的缺陷和對於作惡的渴望。他自稱是一個非常負責人的人，其一切行為都是在認真執行元首的命令，從來都是要做“自己該做的事”。這樣的人，缺少的到底是什麼呢？
阿倫特考察了艾希曼的基本履歷。她發現，在1932年的時候，他的一名當時已經是納粹成員的朋友勸他加入納粹組織。艾希曼並沒有絲毫的猶豫，只是説了一句“為什麼不呢”，就加入了納粹黨。這樣一來我們就發現了艾希曼所缺少的東西：他從來沒有思考過，自己當下所執行的任務是不是正確的，是不是應該而且值得去做的。他之所以沒有良心，不是因為本質上的邪惡，而是因為缺乏個人的思考和判斷——他是一個從來不問為什麼的人。由是，阿倫特就在“良心”與“思考”之間建立了聯繫：在具有批判性思考的習慣的地方，人們的行為更為善良和正直。
丹麥和羅馬尼亞在被德國佔領之後對猶太人的不同態度證明了阿倫特的假設：淪陷區的丹麥人民拒絕停止自由的思考和行動。他們拒絕執行德國關於猶太人的政策，非猶太人的丹麥人熱情接納猶太人在自己的家中避難，並且組織船隻將5919名猶太人運往瑞典。丹麥人的所作所為使德國佔領方面開始懷疑自己的政策，一些政府部門甚至背離了來自柏林的命令。然而，羅馬尼亞的情況正相反，當地人並沒有對人性的反思，這導致了他們將猶太人“去人類化”，並開展了對猶太人的自發的大屠殺。甚至德國黨衛軍都要出面進行干涉，以使得這樣一種大屠殺能夠像在德國那樣進行得更加“文明”。德國和羅馬尼亞的例子充分表明，一個喪失了理性思考的民族將會做出多麼邪惡的事情，然而反過來説，他們做出這樣邪惡的事情，僅僅是因為他們沒有進行思考。這就是“平庸的邪惡”的含義。
如果一個人明知道善惡的概念還要故意作惡，這樣的人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一個人並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符合道德。納粹的罪惡並不是完全是第三帝國的“領袖”們的責任，事實上，千千萬萬不進行獨立思考的“平庸者”構成了德國社會異化的基礎。當德國人將自己的全部自由交付給“元首”進行保管的時候，他們也不用去為任何行為負責任。回到《浪潮》這部發人深省的電影，難道負責任的應該僅僅是文格爾先生嗎？不！每一個不假思索就加入了這個組織、接受了文格爾先生的領導的人，都應該為最後這樣一種悲劇性的結果負責。應該讚賞的只有莫娜和馬爾科的女友：她們具有著思考的能力，保存了基本的良知，並且力圖通過自己的努力制止這樣一種很可能不可遏止的群體非理性行為。馬爾科在最後一刻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試圖與文格爾先生合作來結束這樣的非理性運動。然而，文格爾先生已經晚了。他之所以失敗，是因為學生對他的崇拜衝昏了他的頭腦，使他在一段時間內喪失了自己的判斷力。
那麼，面對這樣黑暗的人類前景，如何做才能找到一條光明的出路呢？阿倫特和阿馬蒂亞·森的觀點不謀而合，他們都打算用一種理性主義的方式來解決群體非理性的問題。阿倫特期盼著一種“新人”，這樣的人能夠進行不斷的思考，在思考中形成倫理意識和善惡邏輯。森則認為，群體和身份應該具有多元性，身份不應該是“被發現”的，而是由每一個人類主體自行決定的：每個人應該以理性為基礎，來自行決定不同身份的優先性，這樣一來，就不會形成一種身份統治一切的局面了。
但是，這涉及到一個更加根本性的問題：人類是不是可以改造的？我們如何構建一種制度，能夠提高人的獨立使用理性的能力？我不知道答案，也沒有形成一種成熟的想法。如果用康得的現象界和本體界的劃分來講的話，這個涉及人類本體的問題可能只能靠信念來解決了。但是康得認為人類是能夠認識自我的本質的，因為在關於“人”的問題上，人類既是主體也是客體，因此我們能夠認清自己。但願康得的信念是一個真信念，我們希望這樣的一個問題可以找到最終的答案，讓人類避免“群體非理性”的黯淡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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