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建平
這些日子,有人撰文:隨著閱讀從紙媒體轉入視屏閱讀,紙媒體末日指日可待,我們向寫書、編書的人們致敬!他們很可能是一群即將消失的人……嗚呯!我從業編輯出版20餘年,在21世紀初始之際,有高瞻者給我們這行下達了“下崗通知”,心頭不由生出好多悲涼。
有出版就有為其兢兢業業工作的一批作者,作者為出版社工作出版社付給他稿費是天經地義的不爭事實,由此得出,從紙媒體掙稿費的一大批人士也將失去生活來源,他們陪同我們一塊“下崗”,心頭還好受一些。我想,受電腦、網路圍剿的不是咱一人。從倉頡造字開始“人間從此多事矣”,多事的原因在於多書。“文革”期間,書的威力如此之大,以至許多書被劃入禁書之例,稿費也成了陪葬。“文革”取消了稿費,投稿甚至需要加蓋你所屬單位“革委會”的大紅公章,否則編輯部無法為不相識的作者承擔政治責任。
在歷史上記載的最早一筆稿費有西漢初期司馬相如寫了一篇《長門賦》,此文633字,行文自然精彩,漢武帝閱讀後大喜,隨即賞給作者黃金百斤,每字平均1.6兩黃金,這種豐厚稿酬是名門旺族才能授受的,真是“一字千金”。
1913年,魯迅第一篇小説《懷舊》發表在《小説月報》上,5千字的小説得稿費大洋5塊,據其日記記載,他在上海的9年中,每月的稿費折成現價人民幣不低於30000元。不能説魯迅高風亮節,不愛錢財,據説其雜文隨筆比小説來得爽快,所以其雜文隨筆多於小説。如做為小説作家魯迅就不成為今天的魯迅了。
王朔的字是“金箔剪出來的”。以《美人贈我蒙汗藥》為例,起印數20萬冊,版稅12%,此書得版稅40萬元;《看上去很美》共18萬字,版稅收入為200多萬元,按這種標準,一個字值十幾元。
最早高稿費引起人們關注的是賈平凹,他為《家庭》雜誌寫專欄期間,稿費標準是不論字數,每篇3000元;二月河的“帝王系列”小説被改編成幾十集的連續劇,按照時下電視劇的行情和出版社所付的版稅,收入極為可觀。
1980年至今,金庸小説在世界華語系發行已超過上億冊,有媒體估計:擺在出版社和金庸先生本人面前的將是5.7億元的銷售收入(來源:《環球人物》),假如沒有盜版,金庸在內地的版稅應以過億元計算。
近幾年,隨著國內各類報刊、期刊的蜂擁增至,競爭日趨激烈。目前許多報刊的稿酬事實上早已突破國家有關稿酬標準。如《知音》等紀實性作品稿酬達千字1000元,而高稿酬據説千字曾拿到4000元。而文學期刊的稿酬,千字大多徘徊在幾十元左右,就算目前發行量最大的期刊《收穫》、《十月》,千字最多不過80元。我手頭有一份從網站下載的全國知名報刊稿費標準,就千字標準而説,“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廣州日報”、“羊城晚報”等均是100元,“解放軍報”、“北京日報”、“南方週末”等均為150元,而“中國文化報”、“江南時報”、“徐州日報”便縮水為40-50元,下到“淮海日報”、“常州日報”、“海運報”只能發20-30元的微薄稿薪了。
一些人氣頗旺的雜誌則不然。《家庭》雜誌千字600-1000元,重頭稿8000-15000元/篇;《知音》雜誌特別稿1000元,一般稿300-500元;《愛人》雜誌特別稿500元,紀實稿300元;《深圳青年》特別稿500元,人物稿300元;《戀愛、婚姻、家庭》雜誌特別稿300-500元之間;《故事會》300-600元;《上海故事》150元;《故事大觀》100元;《中外故事》70元;《文藝生活》50元;《少年故事會》40元;《千龍網》千龍時評每篇100-200元;《人民網》“網友説話”每篇30-50元。
以上可見,文字在不同的刊載場所,其價值體現便發生了變化。在市場機制前,強者持強,財大便氣粗,弱者便只能茍延殘喘,勉強支撐著付給作者微薄的稿酬。
現在許多以寫作謀生的作家認為:文學創作無論從時間還是所花費的心血、精力上,付出比新聞寫作更大的代價,但就目前大多數文學期刊而言,別説提高稿酬,就連不採用作品的退稿費,都成了很大的負擔。在紙媒體的表達功能上,其行業和市場份額的差距,稿費給予人的感受“是有人高興有人愁”。
建國以來,我國的稿費標準經歷了幾個階段。50年代千字是10-20元;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文革”期間基本取消了稿費制,代之以紀念品或贈樣書;1997年恢復稿酬,千字標準為2-10元,80年代提高到3-10元。那時,作家相比其他人群屬收入階層。
1958年,上海市作家協會所屬《收穫》、《萌芽》、《文藝月報》等4家刊物,甚至從批判資産階級法權,縮短文學工作者和勞動人民之間的距離和角度,聯合發表了“為降低稿酬標準告讀者、作者書”,指出作家稿酬高,客觀助長了少數青少年追求稿費,不安於勞動生産的資産階級名利思想。時過境遷,而30年以後,奉為高收入的作家們紛紛從象牙塔上墜入底層,文學創作的收入和稿費趨低使他們處於一種尷尬的局面,儘管本文起始談到某些作家創造的稿費神話令大眾乍舌,但文學的低谷,紙讀物的無序競爭和萎縮是一個事實,以稿費維持高收入的年代已一去不復返了。
我初到出版社做編輯時曾津津樂道拿過一陣子稿費。那時每個星期都有一至兩張面額不大的綠色稿費單,畫一幅插圖可得15-20元的稿費,報刊登載一幅繪畫作品有15—20元稿酬,在那個經濟貧乏的年代這己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了。所以,編書之餘畫幾幅插圖是很愜意的事情,那個時候每個星期有一兩張稿費單是很富足的小康之家。80年代末期,沉寂多年的藝術市場在甦醒,一下子從畫界中分離出一撥子實力派力量扎入市場之中,美術出版的原有平衡被高額的藝術品市場打破了,編輯組稿越來越難,為爭搶一個好稿件許多出版社提前預支稿費。而憑手上的功夫,我也很少去光顧去插書籍裝幀插圖了,時代在發展,那是費力不討好的活計,熒屏中多了許多日本動畫片和活鮮靚麗的時裝麗人,視覺出版面臨新的競爭對手。
從圖片稿費來論,彩圖每幀50-60元,黑白圖20─40元的稿酬,與藝術市場按每平方尺1000元-40000元的計價標準,顯然後者具有太大的誘惑力,畫家們對稿酬的不屑自然可以理解。小人書連環畫在90年代便漸漸消失在出版市場之中。
在視覺編輯生涯中,編輯這一特殊的視界讓我們豐富了視野,而囿于各種條件的制約,許多經過編輯之手打造的藝術家在90年代末已成為藝術品牌。擬如我社辦《畫家》時所重頭推薦介紹的張曉剛和王廣義,他們的作品從80年代末的10000元人民幣一幅演變成今日每幅可賣出6-10萬美元的好價格。出版圖片每幀30-60元的稿費在與畫家市場價格的較量中是那樣的蒼白而無力。我們的從業態度自然亦受到極大的挑戰。
在當好一個出版人還是一個藝術家之間的選擇,始終是橫在我們面前難以結清的障欄,讓我們尷尬。象徵現代文明的網路和電子版的超文本會取代閱讀嗎?閱讀身份的未來結局是什麼?圖書曾經是人類文明的坐標,我無法斷言這種結局。但圖書市場的無序,份額的縮小提示了出版社發展的危機,在打破出版壟斷的市場前,我們不得不思考這種結局,而作為圖書出版中的稿費,作為圖書成本核算的一個價值標準,它在市場前不合理的分配形式,有待我們重新判斷它的價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