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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光建築界就有丹下健三、黑川紀章、安藤忠雄等大師；
印度有包括泰戈爾在內的六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其在高科技領域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
南韓有意外之中的世界足球冠軍和均質的城市發展。
用不同國家、不同國情來解釋中國在這些方面的落後毫無説服力。
因為這三個國家除了在政治制度上有一些相似性之外，在其他國情上亦是各不相同，而且國門大開之後，也面對著經濟理性霸權的國際環境。但它們亦能産生同樣為世界靈魂作出奉獻的個體，為自己的國家贏得尊重和認可。
如安藤之言：“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儘管那時候經濟不行，但文化方面很強，還是得到各方面的尊重，但現在的日本，經過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向美國看齊，儘管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文化和其他方面很弱，得不到世界尊重。我相信中國會成為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強國，希望其他方面也能夠變得先進。”
安藤對中國的希望是好的，對自己國家的批評是嚴厲的。
而如果我們知道中國去年一年生産總值佔世界的25％，而能源消耗佔去了世界的40％，還為中國每年8％的經濟增長沾沾自喜的話，那真不能夠説是有尊嚴的。
文化和其他方面變得先進當然和整體的社會、政治安排分不開，我們可以責怪體制不寬容、強暴或者粗魯使得人們的精神墮落，成為機器一般的條件反射之物，但在同樣背景下的個體奮鬥並獲得成功的消息令人振奮和鼓舞，讓我們相信文化和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深深依賴於生活在每個個人的自覺努力。
當然個人秉賦和人生願望各有所異，但只要能夠做到在面對不真實和不平等的環境之時，有一些維護尊嚴的堅持，哪怕只是離開一間不人性公司、信守一個小承諾或是拒絕一樁不正直交易的舉動，天長日久，終究能積微成著，勢到形成，成為推動大環境改變的重要力量。
只有到我們社會是由許多有尊嚴的個體組成的時候，才有可能和資格談中華民族復興和國家強大，也才能有力量推動世界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也才能有力量推動世界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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