忻東旺
文/忻東旺
這是我的第二個個展，今年我正好50歲。50歲是一個熟悉又遙遠的概念。因為在兒時，50歲好像是父輩們的專屬年齡，似乎永遠與自己無關，誰知卻如此快地悄悄逼近我的身邊。這樣一想卻也好笑，我自己覺得心理還沒有跟上時光的腳步。可在我們兒輩的眼裏，我們又早是妥帖的五十歲身心了。既然五十歲是今天真實的現實，就認真想想五十歲的問題。回頭一看，五十歲可卻也有不少的經歷了。但放眼未來剎那又變成了一個無智的孩童。如果説我在五十歲時發表感慨的話，恐怕在千頭萬緒中有兩個字是醒目的；那就是“幸運”。我相信有太多具有繪畫天分的人無緣走上這條路，而我卻泰然處之。這無疑是人生最大的幸運和幸福。我雖然曾經歷坎坷，但比起這份幸運來，那卻都是成就我的崎嶇小路。想到這裡我由衷的欣慰。感謝在我這半生中與我有關的人和事，你們的幫助或扶持、教導或啟發，是這些所有成就我堅實的行走在藝術的道路上。
在我童年的心靈中，喜歡畫畫是一盞溫暖光亮的小油燈。雖然所處嚴寒的社會氣候，但寒風中也有氧氣使那盞小油燈火不斷閃耀。首先，那個年代社會主義革命題材的年畫，對農村的美術氣氛感染是相當大的。那個年代給我留下了空前絕後的社會性審美熏陶。後來年畫就變成了抱魚的大娃娃。再後來又變成了電影明星美人照，就越來越不令我喜歡了，再後來年畫就絕跡了。第二我要感謝村裏一位馮姓會看天氣和風水的白鬍子老爺爺。他老人家是最早賞識我的人。他曾經給我買過第一盒幹塊水彩，在他家的炕圍子上畫出了令我欣喜的圖畫，那年我十三歲。第三感謝村裏的另一位白鬍子李姓老爺爺。他在大街上的大字報上畫的批林批孔、在家裏墻上畫的瘦馬圖都是我在繪畫萌芽階段的滋養。“畫人難畫手，畫馬難畫走”，就是從這位白鬍子老爺爺的慈口中説出來的，這是我聽到的第一句有關畫畫的“經文”了。那時我可能更小，只是會在小學課本的空白處畫滿了“英雄人物”的圖畫。當然還必須要感謝我的父親。從開始嫌我畫畫浪費紙到後來主動給我買了一本大厚書《農村美術實用手冊》。那書中的畫作我依然清晰記得。那是我學習繪畫的第一本“寶典”。回想起來要感謝的人很多，小學的美術老師溫和慈愛的話語，小夥伴們的讚溢之情。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教我素描的第一位啟蒙老師。他是當年內蒙化德縣文化館二十四歲的老師王凱，在和他學畫的短短幾個月裏，他教給了我至今在教學中受用的畫理，即“畫明暗層次要排隊，先從最暗的畫起”。還有他有一天拿出兩幅畫的印刷品，一幅是在那個年代看慣了的紅光亮人物形象，一幅大概是剛剛文革結束後，我也記不得是哪位畫家的作品，是人物面色蒼白的油畫。老師問我：“你看這兩幅畫哪幅好？”我指著紅光亮説：“這幅好。”老師説：“不對，是這幅好，因為真實。”
這一路走來得到貴人相助之處實在是太多太多，在此無法一一道來。在我小的時候因家庭出身地主、富農飽受欺辱，因而很早就形成了我的自卑心理，那時最怕填表格中的“成分”一欄，我是多麼不願意填寫上地主或富農二字呀。好在我會畫畫還撐起一點自信來。後來我走村串戶耍手藝當起了民間小畫匠，又到山西投奔親戚幹零時工、刷油漆、割玻璃、也畫畫，倒總也沒有脫離過畫筆。1986年我終於考上了一所師範學院，兩年大專畢業，徹底改寫了我的農民或零時工身份，成為了有國家正式工作崗位的中專教師，從此我的畫畫熱情得到了更大的激發。畫油畫太難了，當時山西省的名家在那裏擺著，難以逾越，有老一代的油畫家武尚功，有少一代的青年才子山西大學藝術系的畢業生梁力強，更有山西大學後來成為我在中央美院高研班同學的劉建平老師，論輩分他可是我的師爺輩。因為我大專老師是劉建平的學生。還有其他幾位畫油畫的，他們都是山西油畫界的翹首。我一個兩年大專畢業生怎敢與他們相提並論！再説我上了兩年大專確實也沒學到像樣的油畫技巧，所以選擇小畫種——水彩，另辟蹊徑。可也畫出些名堂來，卻被山西師範大學藝術系破格調入。説到這一步我不得不要感謝兩個貴人，一位是剛剛組建的藝術系主任張德錄老師，他看到我在省美展上的水彩畫認為我有前途。向學校舉薦。另一位就是時任校長的陶天一校長，這是一位意氣風發的校長，語文報創始人，有魄力！他立刻同意破格調入。與此同時我的另外一種自卑感又顯現出來了，又是填表一欄中的學歷和學位，這次我是多麼希望在學位一欄上寫上點什麼內容呀，但我不得不留著空白。“學士”“碩士”“博士”這是多麼榮耀的字眼呀，可我一個都挨不上，碰不得。每到這時又是我的作品給了我自信的撐腰。
我時常慶倖自己畫畫，因為除此之外我再無其他能耐。同時我又時常感念畫畫，是她引領我走上了人生最美好的旅程。當然我更感念生活對我的磨礪，也感念在求藝路上幫助和指導過我的人。我至今難忘1993年我報考中央美院第七屆油畫係助教進修班的創作考試中，開考一個小時過去了，我的腦子還一片空白，看到別的考生都已熟練的畫出的創作色彩稿，我一下緊張到了極點，最終才勉強畫出了些什麼。結果聽説我的名次排在了要招收二十位學員的最後一名，但是不能錄取，是因為還要照顧一名少數民族地區的學員。這次進修的機會對我當時來説是太渴望了，所以我斗膽寫信給當時的油畫系主任潘世勳先生表達我的迫切之情。感謝潘先生開恩錄取了我，在中央美院進修這一過程是我藝術理解認識的一個飛躍時期。
在美術領域我終於和中央沾了些邊兒，得到了些諸位畫畫人心目中神聖的大名家的指導，那可如同見到了“真佛”。靳、詹、朱，在我們眼裏那好比一百元上的毛、朱、周呀，他們的訓導在我心目中一點也不亞於馬、恩、列呀。我如饑似渴地聆聽，旁聽和側聽，他們的金玉良言。接著還有鐘涵先生、蘇高禮先生、葛鵬仁先生、吳小昌先生、潘世勳先生等等我通通把他們看作為中央十大元帥的級別，從他們的訓導中我領悟出油畫應該追求的難度。進而有孫為民、楊飛雲、朝戈、王沂東等如日中天的中年老師，他們在我感覺中至少也是師團級別的人物。説來奇怪，不知為什麼我總不由自主的把中央美院和中央政府聯繫在一起。像王玉平、申玲、劉小東、喻紅這兩對小夫妻四位“青年將領”更是我心中的偶像。他們（她們）的創作風頭正勁“戰功”赫赫時，作為同齡人的我卻還在雲裏霧裏。總之，中央美院就是我想像中的中央美術軍委，光油畫係的陣容已是蔚為壯觀了。更何況，還有壁畫係，版畫係，雕塑係，民間美術系等各大方面軍。那是何等的氣象。因此在我們進修班這些雜牌軍的眼裏滿目驚羨。班裏也有一二是係出名門的美院科班學員，也算多少填補了一點我們心裏的落差，當時有位湖南來的同學譚浩，因畢業于浙江美院，固嘴上常挂著“我們是‘黃埔軍校’的”。與他相對時略感自卑，和他相並時暗感自豪。
一年半的進修學習雖然學了很多，也開了些眼界，但還是感到一頭霧水，看不到方向，只是覺得基本功不夠，美院的老師極強調基本功的“真傳”。這讓我一度感到很絕望。重新激發出我繪畫希望的是版畫係的年輕教師王華祥，他的“將錯就錯”理論，讓我們這些非科班“先天不足”的學員們興奮不已。他給我們上了十多天的課，很快把大家的繪畫熱情調動了起來，也甩掉了沉重的包袱。有的同學在短短幾天就畫出了驚人的素描作品，這對於我來説好比打了一針興奮劑，讓我的思維頓時活躍了起來。當時我感受到王華祥老師的教學思想，雖然不可能成為美術學院的教學飯菜，但肯定是一劑良藥。給常年吃硬飯的美院基礎教學造成的阻滯和消化不良，“打打食”，使美術造型基礎變通起來了。王華祥老師的《將錯就錯》教學觀念給了我很大的啟發。但是我不是很認同這“將錯就錯”的提法，雖然我理解王華祥老師只是用這幾字借喻，但是我覺得還缺少一個“意在筆先”的環節，我更願意理解為“得意忘形”。之後我在圖書館裏碰到一本中國秦漢時期的雕塑畫集，其中的漢俑那渾然天成的意趣深深地吸引了我。而且我似乎從那歲月自然痕跡中感到畫色彩也肌理之美的啟示。因此在進修結業展中我畫了名為熱土的有陶俑效果的油畫。我由於從漢俑中讀到了天人合一的美感，因此在結業展上也畫出了另外一幅強調筆意的女子肖像（我愛人張宏芳）《夏杏》，受到老師們的好評。
在進修的一年半其間我由原先以農村生活情感為依據的創作到具有思辨性的探索遊移不定，也感到困惑。因為前者儘管我自個兒很動情，但那時鄉土題材的畫都會被認為是“行畫”。而後者自己總覺得心中沒譜。好在那一階段有這樣兩幅畫分別參加了“油畫年展”和“首屆油畫藝術展”給我又增添了一些信心。
從北京回到山西，冒了幾個小泡過後，我又陷入了迷茫，又不知道該畫什麼和怎麼畫了。直到有一天，我在大同車站的廣場上看到黑壓壓的一群似乎是我家鄉的農民，大包小包地相簇在一起，我先是一怔，接著心咚咚地急跳起來，這是怎麼了？他們為什麼集體出走？我在心裏自問。在我納悶的同時，已被這些生動又親切的人物形象所吸引。於是我及時的拿起了照相機。當交卷沖洗出來，迎著亮光一看，那一團團，一群群飽滿的人群和飽滿的形象頓時令我心若脫兔。很快一幅連我自己都感到新奇的作品誕生了，這就是我的成名作《誠城》。當年參加了“第三屆中國油畫年展”獲得銀獎，這是我繪畫生涯的“日出”，時為一九九五年，我的女兒小曼剛剛出生。雙喜臨門，在我喜悅的同時，也體味出些人生的責任來。我對這一幅農民工題材作品也觸發了我關於社會文化時代層面的思考。接著我又從一堆照片中開發出另外一幅作品《明天多雲轉晴》，在《誠城》中，我主要被我熟悉的農民形象集中出現在城裏震撼，連接了我在美院進修後感悟到的油畫表現的寫意性與農民工建築工種特點。我把油畫顏料與水泥的語境聯繫在了一起，把油畫刀與泥抹子聯繫在了一起。而在《明天多雲轉晴》中，我則考慮到，農民工突然大規模的出現在城市人的視野內、生活裏，主要想表現城市人心裏的不適感。因此我誇大了人物的頭部與景深對比，給人一種突如其來感，同時我也想體現一種資訊感，所以在表現語言上採取了筆觸分離效果，似如電視信號，作品名稱也借用了一句生活中最熟悉的天氣預報習語，以示訊息萬變的現代生活感受。這幅畫參加了1997年的“首屆中國油畫學會展”並被挂在了顯眼的美術館中廳重要位置。這使我對自己徹底建立起信心。是年，我的兒子出生，取名大莊。本意是想讓他將來不要忘記自己祖輩是莊稼漢出生，無意衝撞古賢聖哲。
兩次集中的亮相，使我在油畫界也小有知名度，已敢迎上前去和靳先生，詹先生等握手了。從他們的握手力量中我也感覺到了鼓舞。接下來的路怎麼走？這是橫亙在我前進道路上的一座小山。如法炮製嗎？肯定是味同嚼蠟。在此其間我還真畫過一幅那種畫，不過夭折了。根據題材內容意境我算是成功的畫出了自己的風格，但接下來如果所謂風格的反覆玩味就會成為僵死的樣式。這個道理我倒也想的明白，主要原因是這樣畫畫感受不到創作的樂趣與興奮。是另外一種因緣觸發了我寫生創作的開始。我原來對油畫色彩知識掌握和理解的很有限。在美院進修時，福建的同學李曉偉色彩感覺好，他告訴我的方法是多作色彩寫生。另一次契機是我的《誠城》參加“第三屆油畫年展”時，很多畫家都住在美院邊上，和平飯店後面的“西溏子旅館”，這是一家白天是澡堂子，夜晚住宿的小旅店，在這裡我向同住旅店的閆萍請教：“我的畫為什麼遠看就出不來，視覺衝擊力為什麼弱呢？”記得閆平語重心長的告訴我要多寫生，她的每一幅畫都要進行寫生練習。就在我走投無路之時想起了要加強色彩寫生訓練之事。那年正好有一位宏芳家農村親戚小夥子來她媽家走親。他的形象很吸引我，於是便把那小夥子請到我家裏畫。整個過程都很激動，取名為《客》。自此，我産生了柳暗花明之感。“乘勝追擊”，在這種狀態下我又連續畫了《適度興奮》和《遠親》分別參加了“首屆中國油畫肖像作品展”、“前進的中國——中國油畫青年美展”和“第九屆全國美展”。後兩幅作品分別獲得了“中國青年油畫展”獎和“九屆全國美展”銅獎。這時我已調到天津美院油畫係任教。説到這兒，我還要感謝時任天津美院油畫系主任的孫建平老師。他是我在中央美院助教班進修時的同學，雖然他是資深的老師了，但大家都叫他老孫，我也跟著這樣亂叫了幾年，後來覺得不妥改稱孫老師。孫建平是美術界出名的大好人，助人為樂是他的常態，是他把我和哈師大的同學趙憲辛調到天津美院，從此我又上了人生與藝術的一個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