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8日是第37個國際博物館日。今年的博物館日主題“博物館（記憶+創造力）=社會變革”，將博物館的社會功能再一次擺到了顯要的位置上。
為提高公共文化服務水準，從2008年1月開始，除文物建築和遺址類博物館外，全國各級文化文物部門歸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館、紀念館、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全部實行免費開放。據不完全統計，到今年3月為止，全國共超過1800座博物館加入了免費開放的行列，而文物建築及遺址類博物館，也通過低票價政策、定期免費日等多種制度吸引遊客。
博物館的開放，一方面提升了博物館的社會影響力，讓民眾能有更多機會走近館藏文物；另一方面，日益增長的人流壓力也大大提高了博物館的安全隱患。近年來，頻發的文物安全事故也不斷牽動著文博界脆弱的神經。今年5月4日故宮博物院發生的“人打鐘”事件便是一例：一名遊客徒手擊碎了故宮博物院翊坤宮的玻璃窗，以致一座列為國家二級文物的銅鍍金轉花水法人打鐘受損。時隔一週，5月11日，湖北省博物館又傳來了一下玻璃的爆裂聲：曾侯乙編鐘展室玻璃無端“自爆”。所幸，編鐘毫發未損。
接連發生的兩起事故，讓公眾不禁對博物館現行的安防制度提出質疑，也迫使業界對博物館開放政策下的文物安全問題作出反思。南方日報記者就此採訪了文博領域的從業人員，就博物館如何應對文物安全隱患、我省博物館的文物安全狀況等問題進行了探討。
警示
掃清隱患死角館方有責
及時更新安保設備，對展場狀況通盤考慮，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玻璃，又是玻璃。”作為全國一流的博物館，故宮如此“不堪一擊”的硬體設備，引起了輿論的廣泛質疑。故宮方面回應稱，事發地翊坤宮內的玻璃都是解放前留下來的。之所以未對玻璃的安全性能進行提升，是出於保留原有歷史資訊的考慮。但這一解釋被網友戲説為“用清朝的技術來保障清朝的文物安全”。
無獨有偶的是，發生在兩年前的“盜竊門”，嫌犯石柏魁也同樣以擊碎玻璃的手法作案。
“故宮是古建築，本來就不是拿來參觀的。”南越王墓博物館黨支部書記黃洪流説。廣東省博物館研究員鄧炳權也表示，故宮不僅是建築外觀與內部格局不能改動，甚至連展品也不能隨意擺放，否則就會破壞清宮原貌的真實性。支援這一觀點的專家不在少數，他們表示，文物建築做好安防措施有很大難度。
“故宮博物院應該清楚，將展品放在玻璃窗旁邊，將會承擔何種風險。”不過，廣東省博物館副館長陳邵峰認為，事故的發生與布展不科學還是有很大關係：“反觀國際經驗，歐洲不少博物館也設在文物建築內。但他們會從展櫃到建築的空間結構，對整個展場的安全狀況進行通盤考慮。如果安全系數不足，就會換一種方式進行展示。”
至於湖北省博物館編鐘室發生的事故，陳邵峰也表示，對於放有如此重要展品的展櫃，館方有責任及時更換設備，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外界還將矛頭指向此前故宮高調推出的安防升級改造工程。故宮安防升級改造工程歷時4年，原定將於今年底完工。然而，“人打鐘”關鍵的15秒鐘事發過程，攝像頭竟全無記錄。
不過，陳邵峰卻對故宮管理方面臨的兩難局面深表同情：“畢竟故宮是一個文物建築群，即便是監控攝像頭，也不能每個角落都安裝，否則會影響到建築群整體的美觀性。”
實際上，為應對古建築存在的安全隱患，改革開放後，政府部門正逐步將文物展覽的主力，移師至新建的一批省市級博物館。這些新型博物館空間充足，設備先進，更能有效避免類似事故的發生。比如廣東，不少重要的博物館均在近年興建，文物安全壓力也相對較輕。
“但我們的神經一直都繃得很緊，每次只要發生類似事件，我們就要敲一次警鐘。”陳邵峰表示，“現在我們每個出口都有設崗，在巡查中完善硬體設施，確保整個博物館沒有死角。”
他説，為保護文物，省博在觀眾與展品之間設置了寬達1米的隔離帶。
對策
多種預案應對人流激增
觀眾對免費政策需要適應期，但只要館方充分做好預案，人流壓力會逐漸緩解。
隨著博物館免費開放步伐的推進，博物館也從過去的“門可羅雀”一夜之間“門庭若市”。但急劇增加的遊客量同樣令不少博物館“頭痛”。即便像故宮博物院這樣仍舊實行收費政策的博物館，也深感“壓力山大”。故宮博物院院長單霽翔曾表示，如果一次有七八十人進場，像三希堂之類面積較小的景區恐怕就被“踏平”了。
儘管如此，故宮方面仍然表示，擴大開放的步伐不會放慢，至於具體方案則尚待磋商。
“要不要限制遊客？遊客可以看哪、不可以看哪？這些是故宮博物院長期爭議的問題，到目前也沒有定論。”陳邵峰表示，據他了解，院方曾多次考慮通過提高票價以限制人流，最終都因擔心引起社會反彈而作罷。
談到如何控制人流量，各大博物館皆早有預案，其中派“免費票”是免費博物館常用的手段。“國外的博物館一般會延長開放時間，而且越來越多博物館不設閉館日，改以內部展區‘輪流休息’的方式分流遊客。這或許會增大館方的工作強度，但遊客就不用擠在同一個時間段內看完所有展品。”陳邵峰説。
由於新建博物館空間較大，也有專家認為無須刻意控制人流。“我們博物館每月免費開放一天，一開始也是人滿為患，但現在也未再出現擁堵現象。”黃洪流表示，對於免費政策，觀眾也需要一個適應期。只要館方充分做好預案，人流壓力會逐漸得到緩解。
隨著數字技術日新月異的進步，也有越來越多的博物館開始考慮通過“虛擬博物館”實現遊客分流。敦煌研究院正在研發一次容納200人的球幕型“遊客服務中心”，通過三維重現的敦煌洞窟，既能為遊客增進遊覽的知識和樂趣，又可避免人流過多對洞窟文物可能帶來的破壞。而故宮博物院也在考慮將倦勤齋、雨花閣、三希堂等，無法容納過多遊客的狹窄空間，化為“數字故宮”的一部分，實現開放與保護的兩全其美。
難題
開放社會監督仍有難度
隨著志願者服務的提升和可移動文物數據庫的建立，各界對博物館的監督力度也在加強。
除了博物館館方提出的各種改進意見外，近來要求對博物館進行“社會監督”的呼聲也愈演愈烈。這一方面凸顯了近年民眾對文物保護意識的自我覺醒，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文物事故頻發的背景下，社會對博物館管理機構日益缺乏信任。有人提議要對博物館機構展開“社會監督”。
不過，對於這種外部的監督機制，輿論亦有質疑聲音。不少文博專家表示，對博物館進行管理是個“技術活”。它的安防系統有許多特殊性，除了一般性的防盜以外，還需盡可能減輕或避免文物的自然損害。博物館相關的從業人員本來就十分緊缺，由從未接觸庫房的公眾開展“社會監督”，結果很可能只是形同虛設。
“現在的媒體發達，博物館的工作也備受關注。一旦有任何問題發生，都會被社會放大，引起公眾不安。”陳邵峰認為，目前的社會監督往往只能“亡羊補牢”，而且公眾看到的都是表面現象：“我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應當由業內人士組建專業團隊進行論證，做到防患于未然。”
“其實，隨著志願者服務的提升，博物館社會監督的局面也在漸漸形成。”鄧炳權表示，而網路平臺的搭建，也有助博物館及時吸收市民的批評建議。但他也認為，市民對博物館安全存有顧慮可以理解，但博物館管理的制度化水準很高，有嚴格的評級制度，能充分反映安全防護的實施狀況，博物館一直是安全的。
“過去博物館都是自己管自己，不出事就行，現在都嚴格起來了。”黃洪流表示，自從第一次全國可移動文物普查工作開展以來，國家方面對博物館的文物保護工作也在不斷收緊。隨著可移動文物數據庫的建立，行政部門對博物館文物保護的監督力度也將進一步得到加強。（楊逸 黎金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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