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于平
今年2月，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審議批准了經過調整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這個“學科目錄”的頒布順應了我國藝術界長期的、強烈的訴求，因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藝術界持久的、熱烈的反響。學位委員會藝術學學科評議組召集人仲呈祥更是稱“這是我國高等教育史、學科建設史和人才培養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是21世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中藝術自覺、藝術自信、藝術自強的一項重大舉措”。這個“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事”是藝術學成為“學科目錄”中第13個“學科門類”。
一、藝術學成為獨立的學科門類，是從“文學”這一學科門類中獨立出來；促成這一“獨立”的學科目錄調整，是對1997年頒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的調整。這是一場歷時14年之久的“獨立戰爭”。
據我所知，14年前或更早些時候，藝術教育特別是研究生層次的高等藝術教育是比較薄弱的。這個薄弱主要體現在3個方面：其一，普通高校除師範院校外，基本上沒有高等藝術教育。師範院校的藝術教育由於定位於為中、小學培養音樂、美術師資，學科界域、學科層次都有所規限；而一些普通高校所設“藝術教研室”，基本上行使著開設美育共同課和課外活動課的職能。其二，作為獨立院校的藝術教育，其主體部分是培養藝術從業者的職業教育。這使得我們的藝術院校理所當然地把技能教育放在比學理教育更重要的位置，這也使得藝術教育在既定的“重道輕術”的教育理念中被“矮化”，特別對某些“早期專業型教育”（即在孩童時期便開始技能訓練）的表演藝術更是如此。其三，藝術教育由於藝術樣式本身的多樣性，各藝術樣式的學理建設“存異”容易“求同”難，因而從各自不同的視角、不同的需求借助文學理論、美學理論（這已屬“哲學”學科門類了）的“他山之石”。這一方面體現出藝術學學理建設對於文學、美學學理的“追隨性”，一方面其實還體現出藝術學各藝術樣式學理之間的“排他性”。從以上3個方面來看，在高等教育特別是研究生教育層次上，藝術學在“學科專業目錄”中從屬於文學，在當時不僅有其合理性而且有其針對性——針對文學學理在藝術學學理建設以及藝術學學科提升中的積極影響和實踐意義。這是我們在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的今天仍應銘記的一段歷史。
二、藝術學力爭成為學科門類的“獨立戰爭”，不是向統攝自己的“文學”開戰，而是向“文學”與“藝術學”之間的邏輯關係開戰。這場“獨立戰爭”之所以歷時彌久，在於“邏輯理性”的水到渠成並不意味著“學科實際”的瓜熟蒂落。
其實，早在1992年由國家技術監督局頒布的《學科分類與代碼》中，就確定中國學科分類的國家標準是自然科學、農業科學、醫藥科學、工程與技術科學、人文與社會科學五大門類。在這個學科分類中，“藝術學”與“文學”是並列在“人文與社會科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實際上，如果需要一個學科門類統攝並且僅僅統攝“文學”和“藝術學”的話，將原來統攝著“藝術學”的文學改稱“文藝學”也未嘗不可，只是本身還涵括著“語言學”龐大學科家族的“文學”未必願意就範。事實上，“文學”作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不僅在於其數千年來可考可研的文獻積累和有知有識的學理建構，而且在於其作為社會交往工具和思維編程語碼的普遍性。相形之下，在“藝術學”的各藝術樣式中，許多久遠的藝術形態（特別是表演藝術形態）一部分靠“口傳身授”來延續，一部分在只鱗片爪的文獻記述中難以復原；而那些依託科技進步出現的新興藝術業態，一時半會兒似乎還難以為傳統人文科學的話語體系所接納。一個顯見的事實是，藝術作為學科教育的迅速擴張和高速發展，對應的是一個“淺閱讀”的讀圖時代，是一個“娛樂至上”乃至“愚樂至上”的接受境遇。成為獨立學科門類的藝術學，在贏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之時應清醒地認識到，實施著廣袤的學域擴張並不意味著實現了偉岸的學理建構。
三、藝術學贏得“獨立戰爭”的勝利，主要是實施著學域擴張的業績；而藝術學學理建構的成就，至少在目前就其主導方面而言，仍然是“文學”統攝的結果。探討藝術學學理建構的獨特性，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徹底擺脫所謂的“文學思維”。
藝術界在歡呼“藝術學”升格為獨立的學科門類之時，溢於言表的是自信、自尊和自豪（似乎少了些自覺和自強）。學者們似乎更樂意喋喋不休地去説藝術的發生早于文學的發生，説藝術的內涵豐于文學的內涵，甚至説《周禮·地官》便有“六藝”之説，而《漢書·藝文志》更把“藝”排在“文”之前……其實，這些説法都不是當下“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的主打理由，其不容忽視的理由主要在於學科的學域擴張和學理建構。順帶説一句，“六藝”的“禮、樂、射、禦、書、數”並非今天意義上的藝，對它的言説只是比照出今日之“藝”的式微；而“藝文志”作為《漢書》的史述，關注的主要是“經史子集”中“集部”的文字而非“藝術”，《漢書》、《後漢書》另有“禮儀志”“禮樂志”錄述樂舞之類的藝術。之所以提及這一點，是因為面對“藝術學”提升為“學科門類”，我們更需要的是超越自尊、自豪的自覺與自強。説到自覺，人們必然會想到“藝術學”旗號下各藝術樣式的本體研究及學理建構，又必然會提及“文學”統攝時學理框架的借助和學理思維的限制。事實上，從事藝術學學理建構的學者，由“文學”步入“藝術”領域者為數可觀且成就甚豐。正如對於“美學”的研究有“自上而下”（自哲學領域走出）和“自上而上”（自藝術領域步入）之分，對於“藝術學”的研究也可以有文學學理的參照和藝術本體的昇華。鋻於文學學科的學理框架和話語體系以語言文字為基石，而這一基石又具有社會交往工具和思維編程語碼的普遍性，我們在加強藝術學學理建構之時，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徹底擺脫所謂的“文學思維”。
四、所謂“文學思維”是一個比擬性的詞語。就文學與藝術的創作思維而言，我們通常稱為“形象思維”，它以始終伴隨著形象、充溢著情感、運演著聯想和想像以區別於“抽象思維”。但實際上，形象塑造的材料成為思維運演的材料是“形象思維”更深層的本質特徵。
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思維”，我以為指的是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而嚴格意義上的藝術思維的獨特性，就在於形象塑造與思維運演材料的同質性。在藝術家藝術創作的層面上，不可能有徹底的“文學思維”，如那樣他就很可能也同時具備文學家的素質。比如我認為雕塑家吳為山的散文小品就寫得極佳。説“文學思維”對“藝術思維”的統攝，一種情況是某些藝術樣式本身就以“文學”為本。如悠久的戲劇和新興的影視藝術，而作為戲劇之本的劇本本身也是一種文學體裁。另一種情況指的是各藝術樣式的學理建構。應特別指出的是，無論哪一藝術樣式，其學理建構的思維運演材料都並非那一藝術形象塑造的材料，各藝術樣式學理建構的艱巨性在於對上述非同質材料的有效轉換。説到“有效轉換”，就不能不深入探究、深刻洞察進行“轉換”的兩極：一極當然是某種藝術樣式在材料運用中形成的創作規律的獨特性，另一極顯然是理論思維之思維材料及其語碼編程的普遍性。沒有前者，我們的學理建構就那一藝術樣式而言無異於“隔靴搔癢”；沒有後者，那一藝術樣式的學理建構又難免有故意讓學界“隔岸觀火”之嫌。藝術學各藝術樣式的學理建構需要獨特性，但不是那種“內行人看門道，外行人看人行道”的獨特性；如果過分強調放棄“溝通性”可能的獨特性，那我們藝術學的學理建構將會如同巴比倫塔的建造一樣勞而無功。
五、對於藝術學的學理建構，事關學科門類獨立後的學科品質。藝術學各藝術樣式學理建構的特質，在於其具有極高技術含量的實踐性，如何將這種“實踐性”上升為“實踐理性”，是藝術學學理建構的核心課題。
成為“學科門類”的藝術學，目前下設5個一級學科，即藝術學理論、音樂與舞蹈學、戲曲與影視學、美術學、設計學。在此我想指出的是，作為學科門類的藝術學學理建構，不僅僅是作為“一級學科”的“藝術學理論”的學理建構。固然，“藝術學理論”的建構是“藝術學”學理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並且“藝術學理論”的建構也需要對各藝術樣式“高技術含量的實踐性”加以理論言説、理論概括和理論提升。但至少在目前，我們的“藝術學理論”還無法建立起一個能有效統攝各藝術樣式學理建設的框架。顯而易見的是，既往參照文學劃分方法將藝術學劃為藝術理論、藝術史和藝術批評的“三分法”都沒有觸及藝術學學理建構的核心課題，或者説大大游離于各藝術樣式本體的學理建構。在我看來，作為學科門類的“藝術學”學理建構的領域，最精練的表達就是史、論、術3個方面。並且，史和論的主體應當是“術”的演進史和創造論。作為學科門類的藝術學學理建構，當前最為緊迫的是各藝術樣式本體之“術”的學理建構，沒有這個“核心課題”的解決，我們根本不可能建立起具有成熟“學科品質”的學科門類。換言之，藝術學科建設的關鍵任務是“以道觀器”並“以技通道”。藝術學提升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只是為我們儘快完善“學科品質”拓辟了路徑，而“學科品質”真正意義上並且是符合本體特徵的建構，還需要我們進行艱辛與持久的跋涉。
六、應當注意到，藝術學近10餘年的學域擴張主要是“解牛”之術而非“屠龍”之道的擴張，這是我國教育事業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的結果。作為獨立學科門類的學科建設，要重新審視和調整藝術作為職業教育的若干關係。
許多媒體在對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的報道中，以醒目的標題稱這將是一個“影響深遠的制度性變革”。我注意到一位美術學院院長的訴求，説是“今後授予藝術學學位時，我們可能對畢業論文不會那麼看重，而是根據國外同行的做法，以創作報告及創作成果為測評標準。”事實上，由“京劇研究生班”成功實踐而推動的“MFA”（藝術表演碩士）學位制度已經推進著這一訴求的實踐進程。去年，《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正式頒布。“綱要”高度重視包括藝術職業教育在內的各類職業教育，強調職業教育是面向全社會、面向所有人的教育，對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實現就業、改善民生、優化教育結構、體現社會公平、提升民族素質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藝術職業教育，不同於素質教育視野中的藝術熏陶，它是研習者的立身之本和謀生之道。既然藝術學升格為學科門類是“影響深遠的制度性變革”，那麼我們必須更深入地去思考藝術職業教育的發展目標，更深入地去思考辦學模式、培養模式、教學模式和評價模式的改革。簡言之，要考慮實行政府主導、行業企業和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多元辦學體制；要考慮推行藝學結合、校團結合、頂崗實習、回爐深造的培養方式；要考慮運作與就業環境貼近的教學環境、按崗位技術需求和技能標準去開發課程編寫教材；最後當然是要建立以檢驗職業能力為核心的評價體系。我曾撰文談到應正確處理藝術職業教育的十大關係（見2010年3月17日《中國文化報》），論及通識教育與職業教育、終生教育與就業教育、傳承教育與創新教育、實驗教育與實用教育、自律教育與他律教育、學理教育和技能教育、課堂教育與實踐教育、共性教育與個性教育、立場教育與視野教育、統編教育與特色教育10個方面。提出“正確處理”其實就意味著對既往藝術職業教育教學理念乃至教學模式的調整。我以為，這也是藝術學升格為獨立的學科門類後最亟待解決的學科建設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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