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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春曉（以下簡稱“杭”）：在我印象中，你以前的作品，是一個關於政治話題的悖論。一方面借用了泛政治化的題材、內容，另一方面卻在作品呈現上消解這些題材背後的政治意義，比如説形象的臃腫、滑稽以及敘事結構中的矛盾，等等。應該説，這是一種當代藝術的主流形態，也是你獲得藝術界關注的重要原因。但是，這些東西，在即將展出的新作品中卻消退了。除《鳥人》等作品局部依稀還有著以前作品的影子外，就整體而言，在敘事結構、作品形象、甚至語言細節上，這批東西和以前的作品都不一樣了。那麼，是什麼促使你突然産生這樣一個展覽的想法？或者説，是什麼東西讓你對過去那種政治性題材、泛政治化消解的創作方法感到不滿並謀求一種改變的？
廣慈：你把我原來作品的工作方式和表達方式都解釋得很清楚了，但有一點你沒談到，就是載體。不管是消解還是承受，載體就是我本人。我本人的一種改變，自然就改變了我的表述方式。過去我不管是憤怒、不滿還是春風得意，或一些無法化解的矛盾（你知道，我曾經在體制裏做過一些事），都是自然的反應。載體的時間、空間改變以後，表述的方式必須要改變。當我開始做這些作品的時候，我有意識地去想這些問題。我在上海所有作品的完成是在體制內七年、體制外三年，這十年我想説的話,現在來看，就像倒一瓶酒一樣已倒得差不多了，只有餘香而沒有酒了。今天，我認為我的人生和作品如同一根鋼管被彎曲了，它的相貌還在，但真的是一個“拐點”——被拐過來了，這個拐點，和我家庭的轉移、周圍的朋友以及我徹底和一個體制脫離有關。由於生活和生活狀態發生了改變，我突然發現過去的問題已不存在了，體制、政治在我的生活中已變得愈發遙遠和稀薄。當我一個人冬天在工作室二樓陽光房裏曬著太陽的時候，我已感受不到什麼了，我甚至很快就能把我過去的很多事忘掉。相對而言，現在的我，就是在面對一個真實的自我，真的是面對一個真實的我。過去十年，匆匆忙忙地做當代藝術，不管它濺起了怎樣的水花或有多少漣漪，但對於現在的我，這些東西都不重要了。現在，我希望我的作品，只是放下一條船或一個瓶子，而這船或瓶子裏，有我自己的一個紀念，能一直隨水流出去的是一種心境。因此，我不得不開始面對自己最真實的一種東西，或細節。
杭：你透露了一個資訊，新的東西的産生，源於你對原來東西的疲憊。或者説，因為你的生存狀態發生了改變，你對生活的體驗也發生了改變，於是過去的東西就不再適合你了。
廣慈：當體制和政治在我的生活中越來越邊緣化和游離化的時候，我甚至覺得連工作方式都不得不改變了。這種變化，就好像過去是打乒乓球，打過來馬上打回去，打得很快，我覺得我就是一個乒乓球手，來回反擊，可能更多地在意與外界的對應關係。但現在，我覺得自己更像是一根竹筍，自我生長的感覺非常強，並且越來越感受到自己存在的一個方式，一種對自己存在感覺的體驗，而不再是以前那種對於外界的回應。
杭：也就是説，你個人經歷的改變促使你在藝術觀上已經由向外的方式向內收縮，那麼，這種內在的方向在哪呢？就你提及的來説，這個方向似乎存在於兩個層面：一個是情緒的描述，一個是細節的描述。是否可以這樣説，個人情緒化的東西和一些細節化的東西是你前一階段作品中不夠的。
廣慈：對。這就是我所説的，它生長的那部分是一種反思和反省。首先，我説反思的東西吧，為什麼我説很多當代藝術就是匆匆忙忙去做，象打乒乓球一樣。因為在我看來，我們現在太多的展覽更多的只是“一言以蔽之”的展覽，非常概念化，缺少細節。而這，正是我在新展覽中試圖去解決的問題：我希望作品本身的語言細節能給觀者一種生長的過程感，一種韻律或審美等內在的東西。過去發展得太快了，只能聽到乒乒乓乓的聲音，最後只得到一個結果就是1：0、2：0、3：0……現在，我希望結果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視覺的體驗，以及這種體驗給我們帶來的一種關於存在感的自我生發。比如説一個具體的細節，我覺得語言的一種描述、語言的一種承繼、語言的一種反思和語言的一種不斷追加，就變成我作品的一個最基本的框架和最主要的支撐，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只是完成了一個最終效果，完成了一個擊打的動作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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