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畫《兵諫一九三六》 王西京作
王西京是西安中國畫院院長，當今長安畫派的領軍人物，蜚聲海內外的著名畫家。他繼承發揚長安畫派“一手伸向傳統、一手伸向生活”的創作理念和優良傳統，在中國畫創作尤其是人物畫創作上樹立起了一種“中國當代西京樣”的典範。在他的藝術世界中，貫穿著唯一而執著的追求，那就是中華民族文化之魂。意之所依，情之所繫，是他藝術生命的魂魄所在。閱讀王西京的作品，特別是主題人物畫的創作，給人最深的感受，就是與時代同步。他以敏銳的思想，以洞察時代的精神，創作出一批和時代融為一體的作品。其代表作《遠去的足音》、《人民的重托》、《春潮》、《李大釗》等等，為中國畫壇增添了絢麗的時代光彩。
在新中國60週年大慶即將到來之際，王西京完成了向共和國獻禮的巨幅國畫《兵諫一九三六》。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王西京説，作為一個畫家，對於表現西安事變是有激情的，同時也有壓力和責任。
為何選擇西安事變這個題材？
向共和國60華誕獻禮的題材很多，為何選擇西安事變這個題材？王西京説：“西安事變是中國近代史上的重大歷史事件，是從內戰轉向抗日的轉捩點，作為一個西安的畫家，我有責任也有使命，所以我不僅是代表一個畫家，也是在代表西安。選擇西安事變這個題材，在繪畫上是有難度的。首先，這一事件包括了很多方面，從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到兩黨和談，到第二次國共合作，西安事變是由很多事件組成的一個大事件。其次，在人物的選擇上也有難度。我本來想將所有涉及到的人物都放在一個畫面裏表現，但是在歷史的事實中，沒有這樣的場景。因此，最後我決定聚焦在‘兵諫’上，並將畫取名為《兵諫一九三六》。兵諫既是西安事變的開始，也是西安事變的核心事件，而張學良和楊虎城就是西安事變的核心人物，他們的義舉是在民族的危難時刻舍生取義，本身就是民族大義的代表。所以，我認為張學良和楊虎城是英雄，沒有他們就沒有後來的國共第二次合作，國家民族的命運也許就會被改寫。他們所代表的民族精神在現代重塑中華民族精神的時刻顯得十分的重要。”
王西京表示，作為一個畫家，對於表現西安事變是有激情的，同時也有壓力和責任。他説，他曾于1980年畫過以西安事變為主題的畫作──《千古功臣》，主要以肖像為主，那時畫這個主題完全是處於自己對張學良、楊虎城的崇敬之情，感動於兩位將軍的義舉。
“楊虎城夫人和我母親是表姐妹”
採訪中我們得知，楊虎城夫人和王西京的母親還是表姐妹。“我與西安事變的關係很密切。我父親當時就是楊虎城17路軍教導隊的年輕軍官，他參與了事變。楊虎城夫人和我母親是表姐妹，年輕時兩人關係非常好，我母親就是在楊虎城家裏認識了我的父親。在畫這幅畫的時候，楊家提供了很多珍藏多年的史料以及照片給我做參考。1993 年，我到台灣，是大陸第一個共産黨員進入台灣的，我代表楊家看望張學良。所以説，畫西安事變是有很多感情上的因素的。”王西京如是説。
《兵諫一九三六》畫面表現的是正氣、血氣和殺氣
王西京向記者介紹説：“這幅畫本身表現的是一個歷史的瞬間， 12月12日淩晨五時發動兵諫的時刻。畫面上的環境基本上都是根據歷史重現的，但加了一副孫中山的畫像，張、楊二人的兵諫就是繼承了孫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理念。通過畫面，想表現的是正氣、血氣和殺氣。正氣是指在民族危難之時兩位將軍所表現出的精神，以及舍生取義的方剛血氣。而既然是兵諫，是一次軍事行動，當然必須要有殺氣。對於要去抓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是需要很大的勇氣的，在靜止的畫面上表現這些就需要藝術來烘托。畫面上表現了張、楊兩人不同的性格，在決定的這個瞬間分兵兩路，同時指揮潼關周邊包括洛陽的駐軍。氣氛很緊張，桌上有很多部電話，畫面上有的軍官在對表，有的在看地圖、有的正要往外衝。這些都是為了烘托當時緊張的氣氛，仿佛一根火柴就能點燃的緊張。”
在繪畫手法上，王西京説是在中國畫的基礎上吸取了西畫現實主義的寫實手法豐富中國畫，對其進行補充。畫面的色彩凝固在灰黃兩色中，有一種歷史舊照片感。畫面上是清一色的軍裝，但東北軍和西北軍、軍官和士兵的軍裝在細微上還是有差別的。所以存在一個如何表現統一和對比的問題。如何將中西的寫意和寫實結合在一起是在這幅畫中要解決的難題，不是在宣紙上畫素描，那樣會很生硬。為了使人事物有立體感，如果僅僅用國畫的單線，畫的分量就會不足。比如桌上的臺布，沒有用一根單線，完全是寫實的。將西畫的手法巧妙地融會到中國畫中，加強對這種重大歷史題材表現，在這幅畫中有了突破。
用現實主義表現重大歷史題材王西京以前也畫過，比如戊戌六君子，但他認為那些畫的層次不如這幅畫。創作這幅作品，王西京存下了不少手稿、素描稿、色彩稿和手記。（記者王淑玲 實習生 高 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