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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人：近幾年來，這些問題隨著社會的進步與開放，逐漸在明晰。你寫過《中國原始藝術精神》、《中國肖像·十年精神史》等著作，聯繫當下的變化和未來的發展，您認為中國當代藝術應如何去表達中國人的精神狀態？
張曉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的精神狀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大概每10年就有一個革命性的變化。20世紀80年代，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是反思性、批判性甚至是顛覆性的；90年代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轉向了解構狀態，無論美術、詩歌、電影或小説，一片反諷之聲，調侃、潑皮、無聊的精神生活成了主流；新世紀以來，隨著經濟的增長以及它在政治、外交、軍事層面的優異表現，再經過自然災害、奧運會以及金融風暴的磨礪，中國人的精神狀態已逐漸恢復到曾經數千年擁有的自信狀態上，對英雄主義、對崇高美好品質的推崇，對本民族文化的尊重與弘揚成為今天精神生活的主要內容。這一點非常重要，一個民族沒有自信，什麼事也做不成。這種來自於現實生活的自信，很快就會轉化為文化的自信。美國學者亨廷頓20世紀90年代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認為財富像權力一樣被看做是優點的證明及道德和文化優越性的顯示。當東亞人在經濟上獲得成功時，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強調自己文化的獨特性。亨廷頓的這個判斷，更適合今天的中國社會和中國人。
中國當代藝術理應呈現並表達這個變化，事實上，中國當代藝術的迅速成長及所呈現出的令人眼花繚亂的多元性，它逐漸生長出的文化獨特性，正是中國人精神狀態變化的一部分。
再讓我寫精神史，會和以前大不一樣。我會注意到從解構、批判到重建這一歷史敘事結構的轉換，注意到民族文化中優秀思想如何在現代語境下重新煥發出時代精神，注意到當代中國人以崇高性品質為核心的精神生活狀態，以及當代中國人對世界經濟、文化的獨特貢獻。所有這些，都可以看做當代中國人所書寫出的新的現代性。我想，今天即便是最崇仰歐美文化的人也不會否認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講，今天我們可以堂皇地提出“中華現代性”這一概念，雖然它目前還不夠豐滿，但其獨特的文化價值、深厚的歷史感及當代屬性，正在世界範圍內隨著經濟的擴展而被逐漸認可。
採訪人：在中華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進一步增強的時候，提出“中華現代性”這個概念，確實是一個很好的思路，也是一個很好的時機。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中國文藝復興的現實必要性及可能性。
張曉淩：關於中國文藝復興這個話題，爭論甚多，積極的、消極的觀點都有。我個人的看法是，一個新興的現代國家，必然産生與其性質、地位相適應的新文化。因此，中國的文藝復興是一個歷史趨勢，不管你贊成還是反對，這個時代都會到來，只是它的成長需要時間。從歷史上看，文藝復興的前提是經濟的持續性高速增長，義大利文藝復興是這樣，初唐到盛唐的情況亦如此。美國未來學家萊克西裏認為，經濟增長指數長期超過3%便會産生新的文化。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連續以10%以上的速度增長。經濟學家們估計這種勢頭還將持續半個世紀左右。也就是説，中國文藝復興的經濟前提已基本具備。
湯因比在與池田大作對話中提到，總體來看，西方社會的擴張及西方文化的輻射擴展全球的結果是實現了技術的統一，而人類歷史發展的未來階段，主要是實現政治與精神方面的大同，在這個階段,西方將讓出主導權,以中國為代表的東亞文化將能夠起到主導作用。因此，湯因比對傳統中國文化給予格外關注，他認為：像今天這樣高度評價中國的重要性，與其説是由於中國在現代史上比較短時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寧説是由於認識到在這以前2000年期間所建立的功績和中華民族一直保持下來的美德的緣故。中華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紀裏，也仍在繼續發揮作用。他樂觀地強調，人類未來和平統一的地理和文化主軸是以中華文化為代表的東亞文化，而其中八大文化遺産有六項來自中華文化。如中華文化在2000多年曆史中培養出的歷史經驗和世界精神，儒家的人道主義，道家對神秘宇宙的直感，墨家的兼愛精神，佛教的合理主義等等。湯因比的觀點是值得重視的。他提醒我們，中國文藝復興的文化資源是其他民族難以比擬的。
西方的現代性起源於文藝復興，談現代性建設，根本要義之一是文藝復興。這一點，非常值得我們關注。李長之先生在抗戰期間就意識到文藝復興和現代性建設之間的關係。他在反思“五四”現代性的基礎上構築了現代性的兩個方面，即“啟蒙運動”和“文藝復興”。在他眼中，“五四”的“啟蒙運動”只是“現代”過程中的一個不完美的起點，只有超越這個起點，將“啟蒙運動”延伸到“文藝復興”，才能將移植的、過於清淺的、沒有深度的文化運動轉化為本土的、深厚博大、充滿情感理智的精神文化運動。我個人認為，李長之的觀點有著鮮活的當代性價值。經過80年代啟蒙運動的衝擊和鋪墊，從文化學意義上講，中國文藝復興的可能性已經存在。
中國文藝復興還有一個義大利文藝復興所不具備的條件，那就是在全世界範圍記憶體在一個以文化為紐帶的“文化中國”共同體。亨廷頓指出，它不是一個抽象概念，而是一個迅速發展的文化和經濟現實。遍及於世界具有中國血統的人正在根據“文化中國”這個概念來被重新表述。毫無疑問，這個文化共同體將會為中國的文藝復興注入巨大能量和來自於不同地區的文化經驗，同時，它也將是中國文化傳播的超級網路。
談了這麼多理由，最後想説一點最重要的，那就是當前文藝生態的革命性改善。在這裡用“革命性”絕非誇大其詞，而是沒有其他詞語更適合描述這一變化。這個生態的寬容、包容和自由度超越了新中國歷史上的任何時期，導致了中國文藝界眾聲喧嘩、多元並舉的良性發展狀態。這個土壤，不正是一個民族文藝復興的最好基礎嗎？
我們再回到“中華現代性”這一概念。一言以蔽之，“中華現代性”這一概念，決定了我們面對任何問題時，都不要忘了我們首先是中華文化中人，其次才是現代人，所有問題都要圍繞這個核心展開。在這個意義上，什麼叫現代性？如果用一句話表述，可以概括為：現代性就是具有文化核心價值指向及屬性的當代生存方式和態度。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的文藝復興從根本上講就是民族文化價值觀及精神的重建，否則，現代性就會是移植的、清淺的，甚至是空洞的。
採訪人：改革開放30年，實際上是西方化和化西方的互動過程，在這個互動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譬如，這次源於美國的金融危機是和商業道德有關係的。溫總理在康橋講演的時候提到，道德缺失是導致這次金融危機的一個深層次原因。表現為三種缺德行為：見利忘義、損害公眾利益、喪失道德底線。我們是否可以把“中華現代性”理解為用中華文明的優點去彌補西方文化的或缺性？
張曉淩：通過金融危機，我們突然發現一些曾經被否定的東西有其合理性。過去我們老是反思體制問題，現在看來，每一種體制都有不完美的地方，恰恰是這個時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凸顯出其優越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上中國的傳統美德和傳統思想，是有其獨特的優越性的。為什麼中國沒有金融危機？全世界十大銀行，中國佔了4個，我們是美國最大的債權國，為什麼會有這種成就？就是因為中國人的道德觀在起作用，中國人講兼愛，敬畏自然之道，主張闔理主義，考慮可持續發展。在西方現代文明遇到麻煩的時候，我們提出“中華現代性”，用中華文明中優秀的東西把它不夠完善的地方彌補起來，這也是我們對人類現代文明進程的回饋。
在金融危機下，我們可以深層次地反思西方現代文明進程産生的重大危機，為什麼兩次世界大戰都發生在西方？為什麼人類遭受如此重大的經濟災難？再反觀中華文明，是人類唯一傳承了五千多年並健康持續發展、傳承有序的文明，這其中的歷史奧秘難道不值得我們探索嗎？
採訪人：有一些學者對中國文藝復興持懷疑態度，他們認為表面的文化繁榮掩飾不了精神“空洞化”現象，精神的缺失使當下的文藝作品産生了普遍的價值矮化現象，大量文化垃圾産品的産生便不可避免。在這種狀況下談文藝復興似乎缺乏底氣。
張曉淩：學者們質疑和憂患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也常常持這種態度。但我們不能將當下的困境和歷史趨勢混為一談，反思、審視當下的困境與文藝復興的歷史趨勢應該是邏輯遞進的關係，而非相互否定的關係。只看到困境而看不到歷史趨勢，會成為消極的歷史悲觀主義者。説到底氣，我上面已談了很多，再強調一點，就是100多年來中國人積累的現代性經驗，以及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通過探索和實驗而産生的獨特的，具有本土現代文化屬性的成果，其中也包括中國畫的探索和創新性成果，這就是我們文化上的底氣。
反思困境及問題，不能不提到20世紀90年代以來瀰漫至今的精神“空洞化”現象，這是解構主義思潮大行其道，褻神、玩世和惡俗文化盛行的根本原因。因此，破除其迷霧，在整合傳統思想資源的基礎上，融入現代性經驗，重建精神信仰體系，既是精神脫困的不二途徑，又是文藝復興的核心內容和偉大目標。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無論政府層面、知識分子層面，還是在公眾層面上，都缺乏對文化發展的預期，對中國當代文化的國際地位也缺乏必要的危機感。另外，還有一個很值得焦慮的問題，那就是作為精神生産主體的知識分子、藝術家有普遍被功利化、技術化和行政化的趨勢。文藝復興是由創造性主體來完成的，如果這個主體四分五裂了，哪還有什麼文藝復興？我常常幻想與義大利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那宗教般的性格與創造精神，與盛唐時期詩人們單純、明快、瑰麗、深沉的人格不期而遇。我的意思是，偉大的文藝復興是由偉大人格創造出來的。對這一點，我們目前只能充滿期待。
採訪人：現在可以説是機遇與困難並存。您認為衡量一個民族文化復興的標誌是什麼？
張曉淩：一個民族文化的復興是一個巨大的歷史性工程，其指標不可能是單一的。在所有的指標中，一個核心指標就是有沒有産生具有世界影響力甚至超越時代的重量級人物。我在前面已説過，這些人的高度就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文化高度。
採訪人：我們再回到中國畫。目前中國畫的創作，在精神品格和精神境界上，很難有令人滿意的鮮明的“文化歸屬”特徵，沒有這個特徵，作品就僅有技術沒有精神、僅有形式沒有靈魂，就會因缺少精神情感內蘊而沒有文化生命支撐，成為“無根”的藝術。在您看來，中國當代藝術的“文化歸屬”究竟在哪？
張曉淩：你説的這個問題很重要。中國文化是有根性的文化。從“五四”到新時期，許多激進的知識分子都以不同的方式反思中國人的劣根性，現在回頭來看，這實際上是很無知的。我一直認為，中國近代的衰落，是“枝”出了問題，在“根”的時代，毫不誇張地説，正是由於先秦人文理性光芒的照耀，整個東方大陸才走出了蒙昧時代，也正是“根”的偉大，才使中華文明成為人類唯一跨越五千多年曆史仍生機勃勃的活態文明，你再去看看其他同時起源的文明，全都成了博物館文明。所以，我們應當反省的是“枝”，而不是“根”。
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畫的文化歸屬問題，我覺得不必過分憂慮。從文化歸屬來講，的確有一部分畫家出現了精神漂移現象。但這很正常，這就像一個年輕的遊子外出遊歷一樣，註定要經歷徘徊、迷茫和漂移，在漂移的思索和自省中，他會慢慢懷念、回歸自己的文化母體。所有發展中國家文化在強勢文化的擠壓、影響下，都會有一段迷茫、漂移時期，這是一個必然的過程。從根本上講，走出去到回歸文化母體是一個精神自救的過程，它構成了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語境中文化成功的基本邏輯。正如帕斯所説：走出去是為了更好地回到原地。
採訪人：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在世界格局中的政治、經濟地位有了極大的提升。您認為這對包括中國畫在內的中國當代藝術會有什麼影響，對中國的文藝復興意味著什麼？
張曉淩：美國金融風暴爆發後，全世界的政治格局、經濟格局和文化格局正經歷一場前所未有的大洗牌。洗牌就意味著秩序的重建，我認為這是建立國際文化新秩序的一個戰略機遇。問題在於我們能否抓住這一機遇而有所作為。樂觀地估計，歐美壟斷國際文化話語權的局面將被逐漸打破，中國當代藝術被強勢文化所選擇的命運將會改變，以中國畫為代表的民族藝術審美經驗及語言創造將會進一步成為人類文化價值觀的一部分。所有這些，也許都可以被看做是中國文藝復興的徵兆。
我們很幸運，因為我們正處在中國文藝偉大復興的前夜。
蛙聲十里出山泉 一九五一年 齊白石
在傳統中求變，使齊白石成為現代中國畫的代表性人物。
採訪人：傅京生 陶 宏 曹 俊
名家簡介
張曉淩 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藝術學組成員，中國美術家協會理事，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1979年畢業於安徽阜陽師範學院藝術系，1985年考入文化部中國藝術研究院，師從著名學者王朝聞、劉綱紀，先後獲得碩士、博士學位。出版專著有《中國原始藝術精神》、《中國原始雕塑》、《中國民間美術全集·服飾卷》（上下卷）、《觀念藝術：解構與重建的詩學》、《抽象藝術：另一個世界》、《中國肖像·十年精神史》、《中國繪畫發展史》（上下卷）等；譯著有《中國神話根源之謎》；主編有《高山仰止——王朝聞百年誕辰紀念集》和“中國當代美術現象批評文叢”“歐美油畫風叢書”“中國古代畫風叢書”“永恒的美叢書”“中國當代藝術家談藝錄叢書”等；策劃了“中國油畫雙年展” 和“世紀風骨——中國當代藝術50家展”等大型展覽。擔任總撰稿的電視專題片有《中華文明五千年》、《從鄉土到現代》、《中國繪畫藝術》。學術成果先後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國家社科基金一等獎、文化部優秀文化藝術成果獎和中國藝術研究院優秀科研成果評論一等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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