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人： 于洋

由著名美術史論家、中央美術學院邵大箴教授、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奚靜之教授合著的《歐洲繪畫史》，日前由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甫一面市即引起了美術理論界、創作界和社會各領域的關注。為此，藝術中國專程拜訪邵大箴先生的居所，圍繞其新著《歐洲繪畫史》及國內西方美術史研究等話題，對邵先生進行了專題訪談。

于洋（以下簡稱“于”）：邵先生的新著《歐洲繪畫史》剛剛面市就引起了藝術史界和文化界的關注，這本書的第一版是1989年出版的，您當時最開始寫這本書，是作為研究專著還是用作教學？

邵大箴（以下簡稱“邵”）：一開始是教學用的，因為它是約稿，我寫東西都是人家催的，自己主動性不夠，因為有出版社約稿，讓我寫一本《歐洲繪畫史》，那時候寫作很辛苦的，八十年代中期寫的。

于：那個時候學術資料很難找吧？

邵：資料還可以，因為我們圖書館藝術史的資料蠻豐富的，當時進口的不少，尤其是剛改革開放，進口了不少國外的資料，包括德國的、法國的，德文、法文、英文的等等，圖片資料很多。還有史的資料也很多，尤其義大利出版的一套很完整的，那種藝術大百科不是一般的百科全書，有幾十門類的百科，我們圖書館有。還有我原來在蘇聯收集了不少俄文資料，所以資料還是很豐富的。

于：您當時去蘇聯留學的那一段，實際上對這本書的資料有過非常重要的積累。

邵：對，因為我們當時學習的時候，國內還沒有外國繪畫史、外國美術史都沒有，所以當時很關注收集資料。回國以後，六十年代初期，1961年我參加了文化部編寫教材的編寫組，負責寫了希臘、羅馬的部分，所以對繪畫史一直都很關注，收集了不少材料。

于：我發現整個二十世紀西方美術史的研究，從民國的時候開始，實際上也是處於一種“譯介”的狀態，而且更多的是資料，幾乎沒有中國學者自己的觀點和論述。在建國之後的那段時期，又受到了一些意識形態的影響。在您看來，中國真正帶有學術性的西方美術史分成哪幾個階段，經歷了怎樣的歷程？

邵：中國人對西方美術史的研究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中國沒有藏品，所以在中國很重要的、作為社會學科或者人文學科裏面不可或缺的一個內容，就是對外國文化史包括繪畫史在中國的普及、傳播。往往人們有這個想法，好象覺得普及是個比較低層次的工作、通俗性的工作，其實所謂“低層次”或者所謂“通俗”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中國13億人口，13億人口裏面的知識分子，13億人口裏面的文化人，假如他們對外國的文化、對外國的藝術沒有深切的了解，那中國的文化和中國的藝術是不可能得到健康的發展。當然，中國人最好又對外國的藝術有非常深刻的研究，好比中國人可以對外國文化藝術的一些觀點或者看法做的研究，甚至超過他們本民族、本國家的學者，這也是可能的，但一般來説是比較困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普及、傳播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包括翻譯，像外國文學的翻譯或者外國藝術文章的翻譯、外國藝術史的翻譯，其實這個工作我們文學做的比較好，藝術做的比較差。最近二三十年來，我都注意外國美術史的翻譯，翻譯的問題很多。最近出了很厚的一本外國美術史、世界美術史，它裏面的譯名有很多都很成問題，為什麼很成問題呢？好比你翻譯外國的美術作品，裏面涉及的希臘神話故事題材，必須按希臘神話故事的人名，比如赫拉克利斯，你不能把直接翻譯成“赫裏克利斯”（音）等，就不能這樣翻；比如“荷馬”，你不能翻譯成“胡馬”，這個都是基本的，但現在這些東西都很亂。我上次參加一個會，有個學者曾經説過，他説現在把翻譯的著作稱為譯著，他説不應該稱為譯著，不是著作，就是翻譯。實際上翻譯與譯著，翻譯實際上是個很創造性的勞動，像傅雷作的翻譯信、達、雅，要有可信，傳達的準確，而且文字表達也很雅，“信”“達”“雅”，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有説人翻譯不能叫譯著，其實翻譯是可以作譯著的，包括對外國的美術、外國的文學藝術的通俗性的、普及性的傳播，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為你想想看，外國的學者寫的那種學術性的文章，包括普及性的文章，是針對他們讀者的，他是有目的性的，他不是針對中國讀者的，而且他們的眼光、他們的研究都是從他們的立場、觀點出發的。這當然我們很值得尊敬，但中國人要了解這些東西，你寫的東西必須適應中國人的需求。所以，中國人一方面要看外國的原著，不能不看他們的原著，不能説我們中國學者就來介紹，全靠中國人來做，一定要看他的原著，從中發現他們的觀點有哪些是和我們相同的，哪些和我們不同，而且要思考為什麼我們的觀點和他們的相同，和他們不同。要作這樣的比較，因為這樣一比較，就很清楚了我們的文化缺少點什麼，我們的文化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點什麼優勢。這個就非常重要。所以，中國的學者或者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讀者要讀人家的原著的翻譯，能讀原著更好，讀他的原文、原著，中國的讀者也需要有適應自己口味的普及的、通俗的著作呈現給他們，讓他們了解。比如我們中國畫家看翻譯的美術史，看不懂，為什麼看不懂呢？因為翻譯上有很大難題，我不知道你現在有沒有讀過一些美學著作、藝術理論著作，翻譯翻的不通，文字不通、邏輯不通，或者“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他自己都不明白。所以，我覺得中國的文化人、中國的學者很重要的一條就是研究外國文化，做一些普及工作，做一些通俗的工作，這個是很重要的。説老實話，我這本書是個普及的書，不是一個很高學術價值的書，但是我是動了一點腦筋的，做了一點思考的，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