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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子：內心寒冷的人？青春代言人？
《文化廣場》：在你眼中，海子是一個什麼樣的詩人？
徐敬亞(詩人，詩歌評論家，海南大學詩學研究中心教授)：海子可能是中國當代唯一一位在世時幾乎無名，而死後名滿天下的詩人。這樣的詩人如此稀少，因其必備兩個條件：一是詩人逝世時年輕而突然；二是他的詩必須經久地被認同。
在我的個人閱讀記憶中，海子的詩如同高貴的絲綢，質地堅實而明亮，然而這絲綢卻不安地起伏著，充滿了神秘與憂傷。這就是海子詩歌帶給後人最了不起的雙重啟示：一位詩人在關注事物時，那麼凝神、專注，以至於使他的語言達到了沉實與樸素的地步；而在這表面實樸的背後，卻是精神巨大的空靈與遊移。可以説，語言的明亮與內心的傷感，構成了海子詩歌神秘的陰陽兩面。
海子是中國當代最優秀的詩人之一，這沒有任何疑義，但是這並不表明他的詩與他的死，以及其詩歌地位發生了某種或大或小的因果關係。由於特殊年代的特殊刺激，一位詩人的逝世，使他的詩得到了更充分的閱讀，以至於使一個突然結束的時代，在他死後以繼續閱讀的方式被延長著。所以，有人説“詩人海子的死，將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神話之一”。有人説：“1989年3月26日，宣告了一個詩歌時代的終結……”後代人讀這些話會感到很荒唐，但這卻是某種詩歌史的真實。
對於一位詩歌批評家來説，最令我無法忍受的，是海子那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詩句的被誤讀、利用與商業曲解。海子説：從明天起，做一個幸福的人／喂馬，劈柴，週游世界／從明天起，關心糧食和蔬菜……／從明天起，和每一個親人通信……誰能告訴那些無恥的房地産廣告：寫出他們中産階級般幸福生活“廣告詞”的人，是一個徹底的絕望者，一個只能“從明天起”才春暖花開的死亡般內心寒冷的人！
翟永明(詩人)：他是一個優秀而執著的詩人。
李少君(詩人，詩歌評論家，《天涯》雜誌主編)：如果可以，我覺得可以稱海子是一個民族主義抒情詩人，雖然這有些像貼政治標簽，但我想不出更好的概括，或許，也可以稱是青春代言人。
海子對於當今詩歌的意義
《文化廣場》：海子對詩歌、對整個時代、對當今社會有什麼貢獻？
徐敬亞：事隔20年，我發自內心地敬佩當今人們對於海子詩歌的紀念行為。是這種紀念，使我們再一次繼續收穫這位不幸者之死之詩留給我們的另一種新的啟示。想想海子，想想詩歌，想想20年前與20年後，這意義太大。詩的“神性”與“抒情性”，是海子對於當今詩歌的兩個意義。
本時代最新的詩歌潮流，恰好也有兩個特點——瑣碎、蕪雜與具象，是當今網路詩歌平民般合身T恤一樣的語言特點；而扁平、空心與無厘頭，則是網路詩歌最輕鬆的青春臉孔。
重讀海子，在感到時代性沉重的同時，也感到了一種對生命對天地萬物的敬畏。重讀海子，在感到內心過度宣示的同時，也感到了一種久別重逢的人情味兒。
“神性”永遠是詩歌必備的翅膀。詩的太陽只有升于高空，其光斑才能閃爍在萬物之上。 20世紀後，在弗洛依德“潛意識”的鼓動下，在艾略特的理論與寫作的雙重帶領下，詩人們拋開了昔日自我，在現代事物與語言、符號之間不斷地解癢般地美妙摩擦。一系列帶有所謂“先鋒性”的感覺實驗，使他們在一定程度上忘記掉了古老的抒情。“反自我”、“冷抒情”、“下半身”等等先鋒宣言，無不以消滅抒情為主要目標。
我承認，人類大規模抒情的時代早已結束。由於抒情産生於自戀或自戕，由於對自己精神與肉體的過度關注，由於人群的大量繁衍，以及資訊與交流的過度氾濫——抒情的聲音越來越趨於甲乙相似——然而這些都不能成為詩歌拋棄抒情的理由。只要人類的進化速度不變，只要人類內心充滿自言自語——抒情，便永不會成為過時品。我曾説過，抒情，是人類永恒的念頭。我也曾説過，“感覺”與“抒情”，是人類詩歌之河兩個最充沛的源頭。
翟永明：海子對詩歌貢獻了一個詩人的全部激情，對時代貢獻了一個詩人在當代社會的可供想像的生存形態，對社會貢獻了一個可供房地産商用一輩子的廣告詞。
李少君：海子是比較早將其詩歌哲學基礎轉向東方文化的詩人，因為“朦朧詩人”大都是“西化腦子”，楊煉的“尋根”更像是策略性的，只有海子，他出生在安徽這樣一個傳統文化深厚的地方，安徽的秀美山水，令他天然親近自然，而中國古代的哲學美學基礎，就是“道法自然”。
我想，這也許就是海子始終具有神奇生命力的原因，雖然他的自殺事件更像是“中了西方現代主義的毒”。我覺得海子的意義也許在於他將視線投向了東方文化，而這啟發了後來的詩人們對於自然與大美的關注，海子的詩歌，也因此安慰了很多靈魂找不到家園的人們，最終回到古老的土地與山河。在我看來，這就是他的貢獻。
中國寫詩的人數不勝數
《文化廣場》：在你看來，中國當代詩歌的現狀如何？現在中國大概有多少個詩人？
徐敬亞：在這個衣食之爭的大國，詩歌仍然令人驚奇地繁殖著，並緩慢而平庸地生長著。中國有多少個寫詩的人，就有多少位詩人——這“一律點頭承認”的等號背後，是網路時代全民平等的象徵，是藝術平民化的勝利。
翟永明：用“個”來計算詩人的人數，也許代表了許多人對詩歌的看法，實際上，中國在寫作的詩人數不勝數。
李少君：現在應該是新詩誕生90年以來最好的時期，詩歌開始深入底層，廣東深圳出現大量打工詩人、底層詩人就很能説明問題，而不是像上世紀80年代，詩歌始終是精英文化，限于大學圈子。現在，新詩已經真正草根化日常化了，由之開始，詩歌在不久的將來肯定會出現一個高潮。
中國當代詩人數以百萬計，我估計深圳都不下數千，而且有大量風格獨特的詩人，但是有廣泛影響的詩人還不多，這需要時間。就像機械業“中國製造”在上世紀80年代還只有寥寥幾家，如今滿世界都是。文化文學總是滯後的，假以時日，應該會有一些具世界影響的中國詩人出現。
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詩歌
《文化廣場》：現在什麼樣的人會關心詩歌？
翟永明：熱愛詩歌、追求物質之外享樂的人。
李少君：我覺得，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關心詩歌。中國歷史上就是一個“詩國”，更大的意義是，詩歌寄託了中國人的精神價值與安慰。
中國古代就有“詩教”傳統，重實用講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樣獲得生存的超越性意義，其實就是通過詩歌。中國古代依靠詩歌建立意義，因為在沒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詩歌提供超越性的意義解釋與渠道。詩歌教導了中國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時間、愛與美、他人與永恒這樣一些宏大敘事，詩歌使中國人生出種種高遠奇妙的情懷，緩解了他們日常生活的緊張與焦慮，詩歌使他們得以尋找到現實與夢想之間的平衡，並最終到達自我調節內心和諧。所以，幾乎每一個中國古代文化人都寫詩，每一個古代中國人都讀詩。把詩歌學習作為人生成長的基本課程，孔子更要求小孩子就要學詩。詩歌撫慰了所有中國人的心靈。詩歌在中國，既是教育，教養，又是宗教。因此，可以説：西方有《聖經》，中國有《詩經》。
現在關心詩歌的人，是那些精神敏感的人，那些關注生活意義與價值的人，他們試圖從詩歌中尋找靈魂的家園。他們是一些較早的醒悟者，其他人遲早會追隨他們。
詩歌既沒有沉寂，也沒有走向衰亡
《文化廣場》：有人認為中國當代詩歌越來越沉寂，甚至正在走向衰亡。你怎麼看待這樣的觀點？
徐敬亞：在我看來，一切都平安無事。詩歌既沒有沉寂，也沒有走向衰亡。詩，歷來都是孤獨者的行為。
我仍然願意堅守兩條原則：第一，應該更寬泛地理解一般意義上的詩，即在民眾中稀釋詩的過分崇高；第二，真正的詩人們，應該更嚴格守住內心好詩的標準，以虔誠敬畏之心對待詩，即詩人與詩歌自身的自律。有了這兩條，就沒那麼多爭論與不平。
翟永明：這個説法早已有之，我都懶得回答了，我們拭目以待吧。
李少君：這種説法，要不是出於無知，就是故意無視事實。如今詩歌僅僅就活動而言，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最多的時候，出版物也是如此。在文學刊物普遍萎縮的情況下，詩歌刊物越來越多，且由雙月刊而月刊而半月刊，這還不説明問題嗎？詩歌在當代社會顯得無用，而這麼多的人還喜歡詩歌，這還不能説明問題嗎？這恰恰説明詩歌是他們來自內心的真正需要，即使詩歌不能給自己帶來什麼，甚至還可能耽誤時間，讓人軟弱，但人們仍無怨無悔地喜歡詩歌，維護詩歌。
當然，我能理解這樣的輿論，説詩歌沉寂了，其實只是因為現代社會價值多元化，人們的關注點多元化，所以表面上詩歌不如以前受關注。或者，有些人關注點在其他方面，就以為詩歌無人問津。但是，説詩歌無人關注就像説精神無人過問，這種説法荒唐之至。
當然，也許精神確實有些人不過問，所以如今出現大量精神心理問題。其實人不管做什麼，不管賺了多少錢，當了多大官，最終要落實到一個核心，就是求得靈魂的安妥，身心的安妥，而詩歌有此作用。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於安徽省懷寧縣高河查灣，在農村長大。1979年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1983年畢業後被分配至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哲學教研室工作，1989年3月26日在河北省山海關附近臥軌自殺。在不到7年的時間裏，海子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他説：“我的詩歌理想是在中國成就一種偉大的集體的詩。我不想成為一名抒情詩人，或一位戲劇詩人，甚至不想成為一名史詩詩人，我只想融合中國的行動，成就一種民族和人類的結合，詩和真理合一的大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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