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嶺北來，珠海最宜明月夜;層樓晚望，白雲仍是漢時秋。”80年前，時任廣州市政府委員長林雲陔函請胡漢民為廣州市立博物院撰寫了這樣一幅對聯。1929年2月11日，當時華南地區最大的博物館——廣州博物館在越秀山鎮海樓成立，據史料記載，開幕當日盛況空前，當日即吸引了上萬人參觀，建立之初的廣州市立博物院更提出了要建“東亞首屈一指”博物館的宏遠目標。
時過境遷，廣州博物館即將迎來80週年誕辰。建館80週年之際，廣州博物館向社會徵集新館徽，同時特別策劃了“廣州博物館藏捐贈文物展”，主要薈萃了解放後名人志士向廣州博物館捐贈的數百件珍貴文物，由於館舍條件限制，這批文物不少是數十年來頭一次從庫房中取出“重見天日”。
在廣州文博人士的眼中，昔日要建“東亞第一”的廣州博物館，因展場有限、經費不足等問題，已難以實現當年的目標。80年時光流逝，廣州博物館歷經了哪些起伏?緣何沒落?記者採訪了館方負責人以及廣州文博界相關人士。
成立初
文化精英合力， 潘玉良黃賓虹徐悲鴻捐贈畫作
“上世紀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中期，是中國博物館事業發展的起步時期。1929年全國建立博物館有10座，廣州市市立博物院即為其中之一，是我國早期博物館發展中建立的博物館之一。”廣州博物館資深館員黃慶昌告訴記者，建成之初的廣州博物館無論是規模還是館藏文物上，均堪稱華南第一。
1929年2月20日的《廣州國民日報》上報道了時任廣州市長林雲陔這樣一段話:“廣州為嶺南文化中心點，故設立博物院，藉以保存我國固有之文化，及促進我國今後之文化……該院之成立，破我國之新紀元……為我國生色不少矣。”在一份塵封已久的《廣州市市立博物館成立概況》中，記者找到了廣州博物館建館之初的目標，即“在二年之內，先把兩廣所有的物産完全陳列起來……再進而採求全國各省和南洋各地的物産，廣州市博物院在東亞要首屈一指。”
現任廣州博物館館長程存潔告訴記者，廣州博物館的成立是民國文化精英的合力之舉，籌建委員會不僅集納了著名學者顧頡剛、蘭州大學首任校長辛樹幟、民國著名報人謝英伯等文化名流，還集納了當時國內首屈一指的水産專家費鴻年、植物學家陳煥鏞以及畫家丁衍鏞等專家。“謝英伯、丁衍鏞當時曾專門到北京、上海、蘇杭徵集文物，潘玉良、黃賓虹、徐悲鴻等人都紛紛捐贈了畫作。”
廣州市博物館館員回憶，當時的一批民國時期文化精英為了廣州市立博物院曾籌建遠赴歐洲考察，希望建立國內真正意義上的公共博物館，因此最初是免費開放的，但為了統計每日遊客量，每位入館觀眾投入一個竹籤。根據當時《廣州國民日報》的報道，博物院開幕之初的三個星期，“遊客之眾，每日均在六七萬以上”。
由於建館之初的聲勢浩大，民國時期的廣州博物館陸續收到海內外收藏家的捐贈，清末湖廣總督吳榮光的後人就捐贈過一個彌足珍貴的南漢鐵花盆，盆身鑄有銘文“供奉芳華苑永用”，芳華苑是南漢離宮。此外，號稱“廣東四大隋碑之一”的《隋故太原王夫人墓誌》也是民國時期收藏家所捐贈，一直保留至今，成為廣州博物館“鎮館之寶”。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國民政府也給予博物院相當大的財政支援，僅為了修復鎮海樓供博物院使用，就一次劃撥了近4萬塊大洋，鋻於博物館館藏有重要藏品，還專門派了四名“特警”日夜守衛。老館員回憶説，民國時期館長最高工資可以拿到將近400塊大洋，“魯迅當時每個月從國民政府教育部也只拿到300大洋”。
抗戰時
保留孫中山一顆牙齒，在日軍侵佔廣州後散失
“上世紀初是南越國考古的發軔所在，1916年由中山大學教授商承祚帶隊的東山廟龜岡大墓考古發現，一度被誤認為南越王冢的所在地，民國時期的廣州博物館就集納了當時商承祚考古發現的一批珍貴秦漢陶器。”黃慶昌告訴記者，1938年日軍侵佔廣州，當時的廣州博物院遷往廣州石室大教堂，卻仍未能阻止日軍衝入洗劫，最後早期館藏上萬件文物，大部分在戰爭中不幸遺失，最後僅留下不足一千件。
“最可惜的是，孫中山逝世之後，廣州方面曾經特別申請保留了這位偉大的革命先行者的一顆牙齒作為紀念物，陳列在廣州博物館內供人們瞻仰，但這一珍貴紀念物也在日軍侵佔廣州後散失。”程存潔告訴記者，前不久他與台北“國父紀念館”的工作人員交流時，對方表示他們館中藏有一顆孫中山的牙齒，“極可能就是當年廣州博物館所丟失的那一顆”。
黃慶昌回憶説，解放前廣州博物館的鎮館之寶是一件元朝的銅壺滴漏(現藏于國家博物館)，這件計時器曾讓明朝末年義大利傳教士利馬竇為之驚嘆。“國民黨撤退時，這件珍貴文物的滴漏銅質龍頭被衝入鎮海樓內的國民黨官兵損壞，使這件全國保存最完整的古代計時器後來無法準確計時。”
頗具傳奇色彩的是，由於日軍的搶掠豪奪，民國時“古玉大王”陳大年與廣州博物館産生了不解之緣。陳愛玉如命，藏玉數以千計，有直徑逾尺的大璧、圭、璋，還有新舊石器，銅鏡，古兵器，漆器等。但1938年深秋日軍侵佔廣州後，一蒙面人帶領兩名荷槍日兵闖入，將陳大年藏在家中的古玉挖出掠走，令他心疼得當場昏厥在地。程存潔回憶説，抗日戰爭時期的驚險經歷，或多或少地促使陳大年在解放後陸續把自己畢生所藏的文物捐獻給國家，他曾將數百件戰國、周、漢大璧大圭等古玉捐贈給廣州博物館，此外還曾向中國歷史博物館(現國家博物館)和北京故宮博物院捐贈數百件珍貴古玉。
解放後
嶺南所見唯一刻有秦始皇紀年兵器，為容庚捐贈
“解放後廣州的城中考古進入了快速發展時期，至今約發掘2000余座漢代墓葬，這些墓葬中出土的相當一部分文物被廣州博物館收藏，成為最大家底。”黃慶昌告訴記者，除了考古隊在廣州城中考古發掘出來的大批文物外，建國後的名人捐贈也是廣州博物館文物的重要來源。
1956年，著名金文專家、中山大學容庚教授將畢生所藏的一批珍貴青銅器捐贈給廣州博物館，舉國關注。他所捐贈的秦代銅弋，是嶺南所見唯一刻有秦始皇紀年(即“十四年”，西元前223年)的兵器，是秦平嶺南的重要物證。“容庚老先生捐贈的周代銅易鼎、銅雲雷紋鬲都堪稱國寶級文物，但他當時分文未取。”程存潔回憶説。此外，宋慶齡晚年也向廣州博物館捐贈了一批生前與孫中山的書信和照片，還有一架孫中山出資、以宋慶齡的英文名命名的“樂士文”飛機模型。
黃慶昌説，建國後隨著廣州城中考古出土文物的增多，廣州博物館在50年代末第一次組織了“廣州歷史陳列”的常設展覽，首創性地創造了國內第一個以城市歷史發展為主線的主題性展覽，全面展示了廣州建城2000多年的歷史變遷。黃慶昌回憶説，首都博物館等數十家國內博物館同行都先後到廣州博物館“取經”。
程存潔告訴記者，解放初期廣州博物館曾接受過一批來自故宮的珍貴文物，“主要是明清時期廣東進貢給皇宮的貢品，其中包括清代的廣鐘，以及慈禧40歲壽辰時清朝廣州官員進貢的一件象牙雕刻鏤空龍船”。
“建國初，由於廣州博物館的影響力以及政府的重視，不少收藏名家、華僑都樂意向廣州博物館捐贈出自己的一生收藏。”老館長蘇乾對上世紀60年代香港老先生楊銓的捐贈故事歷歷難忘。“楊銓收藏文物一輩子，什麼錢都投入買文物中去，堅持到死還在買文物。開始他並不放心捐贈。1959年10週年國慶，政府專門邀請他去北京參加國慶觀禮，郭沫若還專程請他到家裏吃飯，他當時説自己好幾夜都睡不好覺。回廣州之後，他才勉強對我説‘借給你們的文物暫時放在廣州吧’。”蘇乾回憶説，當時的政府特別重視，廣州市長朱光與楊銓多次通信最終博取了他的信任，1960年楊銓終於將畢生所藏的4746件文物和796件書畫全部捐給了廣州博物館。
蘇乾還回憶説，當時的政府特別注重對捐贈者給予回饋。“1978年，收藏家莫元瓚向廣州博物館捐贈了北宋時期著名文人畫家文同的國寶級文物《文同墨竹圖軸》，政府一下子獎勵他1萬元。”
新世紀
由於館舍條件限制，20萬件文物展出不足千件
“如今廣州博物館已有館藏文物逾20萬件，但展陳面積仍然以鎮海樓的五層樓為主，不足3000平方米的展陳面積只能展出不足千件文物，極大地束縛了廣州博物館的發展。”程存潔告訴記者，由於資金等方面的限制，最初要建“東亞第一”的廣州博物館在2000年後不得不調整策略，側重於徵集反映廣州近現代歷史風貌的外銷瓷、外銷畫等方面的文物。“對比上海博物館那樣動輒數百萬元的展覽經費、上千萬元徵集文物的大手筆、大動作，廣州博物館無法大規模地徵集國寶級文物，但在反映本地歷史沿革的文物徵集上做得過硬，堪稱領先於其他兄弟城市博物館。”程存潔説。
建館80週年之際，廣州博物館向社會徵集新館徽，同時特別策劃了“廣州博物館藏捐贈文物展”，主要薈萃了解放後名人志士向廣州博物館捐贈的數百件珍貴文物，由於館舍條件常年限制，這批文物不少是數十年來頭一次從庫房中取出“重見天日”。程存潔特別介紹了其中一件清代提督的鎦金鎧甲，由香港愛國人士鄧又同所捐。“這件鎦金鎧甲是鄧又同祖父鄧華熙任貴州巡撫時光緒帝御賜，春節前才由故宮博物院專家修復好，故宮博物院專家稱保存之完好在故宮博物院內都難以找到，此次將是首次亮相給觀眾參觀。”
○記者觀察
廣州博物館緣何沒落
“廣州博物館沒落了!”這是館慶之際，記者從廣州文博人士口中聽到的普遍吁嘆。面對20萬件封存倉庫的文物，廣州博物館方只得拿出其中屈指可數的數百件文物展出，策劃一個“館藏捐贈文物展”，成為館慶80週年令廣州博物館方最為尷尬的一幕。
記者卻從廣州博物館工作人員口中得知了更為尷尬的一組對比:“1946年，民國政府從日本手中接管了廣州博物館，僅僅為了維修費，館方向國民政府申請了450萬元資金，結果戰亂之中的民國政府一下子撥款500萬元……如今的廣州博物館每年的展覽經費僅有區區數十萬元，不僅與上海博物館每年數千萬元的鉅額撥款天壤之別，也無法比擬番禺博物館的全額撥款，策展經費上甚至連江浙的一些縣級市博物館也比之不如。”
撇開近年來內地省份紛紛斥資數億元建立省級博物館的競爭不談，如今不少省會級城市也斥鉅資相應建立了博物館，其中知名的有武漢市博物館、西安博物院以及杭州歷史博物館等，它們大多已成為這些城市新的文化地標。“現在廣州博物館的場地太小了!與廣州博物館的牌子、名聲不相稱，根本不適宜搞文物展覽。”年逾八十的廣州博物館老館長蘇乾反覆告訴記者。
“當時選定鎮海樓為館址，就是看中了它作為廣州地標獨特的歷史文化價值，而建成80年後館址未變，在國內博物館中極為罕見。”記者了解到，為廣州博物館重新選址、建立現代化新館，是近年來不少廣州文博界人士的心聲。不少文博界人士都表示，廣州應考慮建設一個規模宏大、設備先進、品位高雅、富有嶺南特色的綜合性廣州博物館新館，“參考省內外高水準市級博物館的標準，如能有5萬平方米的建築面積將非常合適”。但據了解，廣州博物館曾先後覓址珠江新城、赤崗塔附近等地，卻都被擱置下來。“如今無論是異地重建，還是原址擴建都沒有了下文。”
館長程存潔回憶説，直到上世紀末，首都博物館等地的同行還到廣州博物館“取經”，如今首都博物館早已從原來的國子監搬出，遷入了斥鉅資建成的新館，讓廣州的文博同行們“望洋興嘆”。“其實在北京和上海，政府不僅把博物館當成博物館那麼簡單，它早已成為城市文化形象的一塊招牌，政府迎接外賓的宴會甚至都在博物館舉行，那其實就是在宣傳它們的文化軟實力啊!”
更令廣州博物館界人士“眼紅”的是，近年來上海博物館的不少動輒數千萬的徵集文物、回饋捐贈者的行為，已經升格為上海市政府行為。博物館界人士告訴記者，近年來上海市針對早年向博物館捐獻珍貴文物、後來家道中落的家庭，進行了大手筆回饋，通過送房子甚至全額報銷醫療費等“溫暖人心”的做法，吸引了國內越來越多收藏家的捐獻。對比之下，廣州博物館無論展覽理念、運營理念還都停留在數十年前，根本無法吸引海內外收藏家，“現在的廣州博物館哪還能像上世紀50年代一樣，吸引那麼多社會名流的捐贈啊?人家都寧願拍賣了。”
“當年廣州博物館的初創者有著非常超前的目標，如今的廣州博物館要補上數十年來落下的功課。”儘管館長程存潔胸中仍懷有大志，但目前僅2000多平方米的展覽面積，20萬件塵封庫房、無場地展出的文物，或許還是擺在他眼前的最大問題。“我冥思苦想，香港歷史博物館短短幾十年飛速發展的經驗告訴我，一個地區博物館的發展大概不應該只是館長的事，更應該被政府利用好。如幾十年來，香港政府調配了各種公共資源——財政經費、公益廣告宣傳等，支援當地博物館的發展，如今成就為亞洲博物館的領先位置，這其實埋伏著一個城市對於發展文化軟實力，樹立自身國際形象的長遠抱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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