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伊比利亞當代藝術中心影像放映活動
4月30日
弗蘭克·謝佛爾
1:00pm 《指揮馬勒》（Conducting Mahler）（彩色, 1996年，中文字幕）
2:30pm 《從零開始》（From Zero）（彩色，1995年，中文字幕）
弗蘭克·謝弗爾簡介
弗蘭克·謝弗爾1956年出生於荷蘭，先就讀於於海牙自由大學藝術學院，之後進入荷蘭電影學院學習電影。1982年畢業即完成第一部紀錄片作品《西洋鏡人》，這是一部關於美國電影導演弗朗西斯· 科波拉的電影拍攝過程的紀錄片，影片中被攝者還包括維姆·文德斯、湯姆·威茲、維托裏奧·斯多拉等藝術家。之後，弗蘭克·謝弗爾紀錄片創作持續不斷，其電影創作力異常旺盛，至今已經完成了超過50部紀錄片作品，包括實驗紀錄短片，並且其創作風格樣式多種，從不放棄可能的實驗方式，以此建立了他在國際紀錄片領域中的聲譽。
尤其被電影評論家稱道的是弗蘭克·謝弗爾製作的無數涉及當代實驗音樂的紀錄片，評論家們認為，他用紀錄片構成了20世紀音樂大師們的傳記總譜，代表作品有：有關著名實驗音樂家約翰·凱奇的系列實驗紀錄片《從零開始》（1995年）、為紀念馬勒而作的《指揮馬勒》（1995年）、、記錄德國作曲家卡爾海因茲·斯托克豪森的一次類似音樂實驗行為藝術的作品《直升機弦樂四重奏》（1995年）、跟蹤拍攝記錄美國當代實驗音樂家艾略特·卡特25年的《時間迷宮》（2004年）。最近剛完成關於弗蘭克·扎帕三部曲紀錄片中的兩部。在弗蘭克·謝弗爾完成的紀錄片作品中，無數著名或倍受爭議的音樂家都在其中，比如史蒂夫·萊柯、菲力普·戈拉斯、艾略特·卡特、約翰·凱奇、布賴恩·亦諾等。目前正在製作《七·德黑蘭》，這是
一部關於“七”的紀錄片。《七》是美國著名實驗音樂家約翰·凱奇的作品，該作品由伊朗音樂家在德黑蘭演出，紀錄片以此作為契機進入了這個特殊的演出現場。還有《存在和不存在》，紀錄片鏡頭關注的是德黑蘭交響樂團。
“音樂是最好的”：我的紀錄片與音樂在一起
文：弗蘭克·謝佛爾
“音樂是最好的”是弗蘭克·扎帕的名言。對此，我完全同意。
我十三歲的時候，聽了一張唱片《我們參與其中只是為了金錢》。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法蘭克·扎帕的音樂，一下子震蕩了我的心臟。一個充滿著音樂的各種可能性的全新世界向我敞開了門。自從記事起我就喜歡音樂，我一直在期待這種震蕩。艾德加·瓦雷茲作品紀念集出版了，簽名的唱片封套上寫著“當下的作曲家拒絕死亡”。出售的第二天，我去了當地的音樂店買了這個作品集，是由羅伯特·克拉伕特指揮的。我回到家就聽了，我聽到的是一種很神秘的聲音，我無法理解。瓦雷茲的靈感源自朗斯基關於“音樂是自由穿梭在空間裏的智慧之載體”的理念。這個理念深深地觸動了我。現在，三十多年之後，我才認識到是扎帕和瓦雷茲的音樂激起了我的好奇心，給予了我願望和熱情，來實現二十多年來製作關於音樂系列的紀錄片創作。
1982年我從荷蘭電影學院畢業之後，我決定投身於與音樂相關的工作。因為現代音樂幾乎和電影同時誕生，都是誕生於二十世紀初，所以我對現代音樂尤其感興趣。從誕生之初，電影語言和音樂語言之間就有一種直接的聯繫，二者都是基於時間的藝術，它們要解決同樣的問題，例如節奏、間距、記憶等問題。有一個階段，我讀康丁斯基的書《論藝術的精神》，有一段關於音樂的，他解釋了音樂是所有藝術形式中最豐富的一種，還闡述了其他藝術門類是如何羨慕音樂在表達內心的自我時所具備的那種自由性的。因此，我想要成為一個電影的“作曲家”。根據康丁斯基的理論，我的這個願望可以通過他所説的“轉換原理”來實現，也就是説，你可以選擇某段音樂的結構和特色，把它轉換到電影的結構和風格裏面。同樣，作曲方法也可以轉換成為去“作曲”電影。結果就是，我所有完成的電影和音樂是不一樣的藝術。
我主要的目標是，通過研究音樂是如何被寫出來的，來更好地了解如何製作電影。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作曲家就像製片人一樣，要應對同樣的問題。區別在於，作曲家比製片人做這件事的時間長了幾百年。可能對我來説，我不用去重蹈覆轍，仍然有新的東西等著我去發現。另外一個激發我興趣的想法是“並置”。這是俄國電影導演謝爾蓋·愛森斯坦在《蒙太奇課程》裏闡述的。他指出，當你把兩個鏡頭放到一起，緊挨著的時候，其結果並不是這兩者之和，而是一個新的結果，相當於1＋1＝3。
因此我開始將我的電影和音樂並置，將過去和現在並置。我將這個並置原理延伸，將兩個音樂家並置，把他們放在同一部電影裏交替出現。後來就有了1988年我完成的《時光即音樂》這部電影，是關於作曲家約翰·凱奇和埃略特·卡特的。這也是我的第一部關於音樂的紀錄片。
音樂是最好的
《指揮馬勒》
（彩色, 74 分鐘，1996年；中文字幕，翻譯：董海瀅；校對：吳文光、Odette Scott）
導演、製作人：弗蘭克·謝佛爾
方案：Donald Mitchell, Frank Scheffer
攝影：Melle van Essen, Joost van Gelder
錄音：Ben Zijlstra, Harold Jalving
剪輯： Suzan Ijzermans, Menno Boerema
混音：Tom Stramrood
影片簡介：
1995年5月，阿姆斯特丹舉行了一個音樂節，演出了偉大的作曲家古斯塔·馬勒的所有交響樂和歌曲作品。《指揮馬勒》這部影片拍攝了所有的排練，通過當代五位傑出的指揮家的眼睛來透視馬勒的音樂靈魂。這五位指揮家是：克勞迪奧·阿巴多、伯納德·海廷克、裏卡爾多·穆蒂、裏卡爾多·夏伊利和西蒙·萊托。馬勒本人也是一個指揮家，他寫下了怎樣來指揮他的音樂作品的詳細的提示。馬勒所具備的深厚的音樂和歷史知識，對於指揮他的作品的任何一個指揮家來説，都是巨大的挑戰。
導演的話：
受苦的才能
在二十世紀初，荷蘭皇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和它的首席指揮威廉·蒙格伯格和古斯塔·馬勒建立了一種很特別的關係。馬勒去了阿姆斯特丹幾次後，這個交響樂團的高品質演出打動了他，他的作品也被荷蘭的觀眾所接納。同時他也非常欣賞皇家音樂廳的聲學設計。阿姆斯特丹對馬勒來説就變得非常重要，就像拜伊羅特對理查德·瓦格納來説非常重要一樣。1920年，馬勒逝世九年後，皇家音樂廳組織了一個音樂節來紀念這種不同尋常的關係。威廉·蒙格伯格和他的管弦樂團演奏了馬勒的所有交響樂作品。
1995年，在距第一屆米勒音樂節七十五年之後，阿姆斯特丹再次舉辦了一個新的音樂節，演出馬勒的所有交響樂和歌曲作品。這個馬勒音樂節的特別之處在於，演奏馬勒作品的大部分管弦樂團都是馬勒曾經合作過並且非常熱愛的樂團。在馬勒音樂節期間，國際媒體公認了音樂節演出的超高品質。
這部影片的另一個特別之處在於，指揮家們談論了對馬勒不同理解或對比了馬勒的音樂的不同方面。通過談話，他們展示了各自的個性。採訪由馬勒評論家唐納德·米切爾擔任。義大利指揮家裏卡爾多·穆蒂指出了音符後面隱藏的那個世界，他説，對於音樂來説，每個指揮家都只能是第二位的。荷蘭指揮家伯納德·海廷克著重談論了他所説的馬勒的“受苦的才能”，不僅僅涉及了馬勒和維也納皇家歌劇院的困境，還談到了馬勒的個人關係，尤其是他和他的妻子的關係的困境。義大利指揮家克勞迪奧·阿巴多更多地談到了馬勒的個人問題，這些問題使馬勒很痛苦。有時候從他的音樂裏能夠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英國指揮家西蒙·萊托強調説馬勒在一個浪漫的時代找到了自我。這個已近尾聲的時代激起了某種瘋狂，使馬勒的音樂聽起來就像“一個瘋子的音樂”。義大利指揮家裏卡爾多·夏伊利指出了馬勒對於現代音樂的萌芽的預感，並把他稱為“影響音樂整整一個世紀的現代音樂家”
看《指揮馬勒》這部影片不僅僅是為了聽音樂，或是了解音樂後面的想法。它所使用的拍攝和剪輯方法深刻地影響了公眾，使他們能更好地感受和吸收人類的各種各樣的情感。這部影片沒有象一般的音樂紀錄片那樣，只是跟隨音樂家拍攝。在影片中，主要使用了中景甚至大特寫來拍攝指揮家們，並採取了觀眾很難見到過的角度－拍攝他們的臉而不是背部。你可能會把這叫做可視的面部舞蹈。在他們的臉上，你會發現馬勒的音樂中曾經存在過的各種情感。這是一個與指揮家合二為一的過程，因為他們成了馬勒的再生，他們在讓馬勒的音樂復活了。這種方法的最神奇的效果就是我們所有人都成了馬勒音樂的闡釋者，使我們欣賞音樂的過程成為了情感體驗的過程。
我還強調了我認為的馬勒音樂裏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他的社會同情心。受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影響，馬勒認為：“如果世界上還有一個靈魂在受苦的話，我怎麼可以快樂起來？”我想要強迫觀眾來醒悟到這一點，於是採用了跳切的方法。我切入幕後的埋頭苦幹的人們的畫面：搬樂器，佈置舞臺等等。我最欽佩的是馬勒寫進到他的作品的那種誠實。在他的音樂裏，我們能聽出他最隱私、最私人的想法和情感，沒有絲毫的猶豫或掩蓋。正因為如此，我覺得，馬勒是所有作曲家當中最容易受傷害的一個，因此也是最讓人同情的一個。
在影片《指揮馬勒》接近尾聲的地方，是指揮家裏卡爾多·夏伊利的陳述，對應的是馬勒的音樂狀態，兩者天衣無縫地結合在一起。影片開放式地結尾激發觀眾繼續思考。這部紀錄片展示了馬勒的音樂的多維性，也展示了指揮家幾乎和作曲家的心融為一體的那種微妙的情感變化。
弗蘭克·謝佛爾，2005
《從零開始》
（該片為四部短片組成的一個實驗電影合集，全是和實驗音樂家約翰·凱奇有關）
From Zero （The Group of Films）
《十九個問題》
（彩色，15分鐘，1995年；中文字幕，翻譯：董海瀅；校對：吳文光、Odette Scott）
導演、製作人：弗蘭克·謝佛爾
攝影：Frans Bromet
聲音：Bert Flantua
剪輯：Jan Wouter van Reijen
影片簡介：
具有傳奇色彩的美國作曲家約翰·凱奇回答了19個問題，這些問題是通過用古代中國擲硬幣和易經的方法隨機提出的。每一個問題的內容（包括數學、愛因斯坦、死亡、歌劇、禪宗、羅納德·裏根、約翰·凱奇…）以及回答的時間長短都是由一個易經的電腦程式決定的。
由於回答要在一到六十秒之間完成，這種詼諧的方式調劑了氣氛。而所有回答體現了凱奇概述世界的能力。
導演的話：
飛出牢籠
約翰·凱奇的人生哲學簡而言之就是，飛出每一個你發現的牢籠。這也是關於改變你聽的角度的哲學。約翰·凱奇質疑了一個基本的觀念，那就是音樂應該是什麼。對他來説，每一種聲音都是音樂。他通過他的作品《4分33秒》結束了西方的音樂傳統。這是為大衛·圖德所作的作品，一個鋼琴家走向鋼琴卻不動任何琴鍵，一直堅持四分鐘三十三秒（他使用了秒錶來計算時間）。換句話説，整個作品是由靜默組成的。在聽的時候最好窗戶是開著的，那麼你聽到的聲音就是這個音樂作品。當你聽《4分33秒》這個作品的時候，這只是一個偶然而不是什麼音樂作品，也不是什麼作曲家寫出來的東西。如果你數一下，這個作品有273秒。273是開氏溫標的最低溫度刻度（攝氏度刻度中絕對零度就是零下273度），在這個溫度下，一切物質會停止振動。那就是零點。這個作品意義如此重大是因為它結束了一直佔主導地位的西方音樂傳統的階層概念。約翰·凱奇是第一個世界性的作曲家，他的作品與任何國家、任何邊界無關，只和宇宙中的這個世界相連。
來自哥倫比亞大學的鈴木大拙在五十年代後期就向約翰·凱奇介紹了禪宗思想。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圓圈，在左邊畫了兩個條紋。他解釋説這個圓代表精神的全部，條紋代表自我，自我促使我們與精神世界割離。凱奇決定將他作曲的方法由主動選擇改為被提問，以此來避免他的自我。他使用了古代中國擲硬幣和易經的方法來完成這個作品。
在我的影片《時光即音樂》中，我在剪輯上延續了源自愛因斯坦的“並置”的理念。我將兩個作曲家約翰·凱奇和艾略特·卡特，交替剪輯。他們倆作曲的方法是完全對立的。艾略特·卡特會在寫出樂譜前花很長時間來思考每一個音符，而約翰·凱奇則選擇以易經為基礎的隨機選擇的方法幫他做決定，來完成音樂作品。我將他們在作曲上如此不同的創作方法也應用在我的影片裏。我覺得如果在我的電影裏面分別使用這兩種方法，會産生一種很完整的感覺，非常生動。在約翰·凱奇的部分，我也使用了隨機選擇的方式來決定使用不同的鏡頭，例如使用什麼焦距、什麼光圈、什麼攝影機、什麼角度、速度以及剪輯的順序。在《從零開始》的四個部分的製作過程中我都使用了這種隨機選擇的方式。
使用隨機選擇的工作方法是令人振奮的一次經歷。就像約翰有一次告訴我的那樣：“這不是一個故事而是有價值的經歷。” 詩人哈菲茲也建議過一個類似的方法，就是偶然翻開他的詩集的某一頁，其效果是出奇的好。在未來的幾個世紀，即使我們最最現代的傳統音樂也會隨歷史灰飛煙滅，而凱奇將會永存於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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