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兩件多年來一直收藏在民間的國畫精品巨作得以亮相，它們一齣現就在業界引起了轟動。之所以稱其為巨作，一是它們的作者分別是我國近現代畫壇的大師級人物──張大千和傅報石，其二是因為它們的尺幅巨大，特別是張大千的《碧嶂白雲圖》，高151釐米，寬度達362釐米，在擅長繪製巨幅作品的大千畫作中也屬罕見。記者近日從這兩件作品的收藏機構了解到，這兩件大師巨作將首先在上海藝博會上進行公開展示，然後還將擇期來北京進行展覽。

    據著名畫家、鑒定家陳佩秋先生考證，張大千的《碧嶂白雲圖》作于1945年，即大千先生敦煌歸後的第二年，為其40年代巨幅青綠山水之代表作。這件作品畫面結構嚴謹，氣勢恢宏，叢林蔥郁，疏密有致，山川雄秀，草木華滋。用筆已在以前單純的飛動俊逸中增加了渾厚遒健，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體現了敦煌藝術對大千早年野逸派筆墨技法滋養後而形成的特別韻致，生動地代表了他這一時期山水畫的成熟畫風。

    大千先生曾于敦煌臨摹了大量大型壁畫，這便使他在繪製巨作時更顯遊刃有餘。返川後，1945年的夏天，大千一直居住在成都昭覺寺，在那裏他創作了多幅巨製作品，這在他赴敦煌之前是少有的。據葉淺予先生回憶當時的情景，大千先生曾以四張丈二大紙，僅一天時間便畫了一堂《荷花》通景，對他作畫的如此氣派和神速，葉淺予大為驚奇與讚嘆。所以，乙酉夏（1945年夏）所作的《碧嶂白雲圖》也應是在成都昭覺寺內完成的。

    大千先生在畫幅左上部題曰：“碧嶂遙隱現，白雲自吞吐。空山不逢人，心靜即太古。石田翁句。昔人稱吳仲圭師巨然得其筆，王叔明得其墨，予此紙以北苑《夏山圖》筆法求之，所謂上崑崙尋河源也。” 吳仲圭和王叔明即“元四家”中的吳鎮和王蒙。這段跋語在當時大千先生的諸多畫幅裏經常出現，而跋語所言“昔人”正指董其昌。如果説大千先生創作《碧嶂白雲圖》是“上崑崙尋河源”，那麼， 1968年創作的巨制《長江萬里圖》也仍然與《碧嶂白雲圖》的章法筆法有相似和共同處，這種相似和共同處始終貫穿在他山水畫的成熟期和後期（包括潑墨潑彩）的作品中，這就是他終身企仰的崑崙河源。

    而另一幅《東山報捷圖》縱82釐米，橫170釐米，設色絹本，出處流傳有序，同樣堪稱抱石作品裏的大幅之作。這幅作品作于1942年，是傅抱石在重慶金剛坡所作。作品描繪的是東晉名士謝安處淝水大戰之際，鎮靜自若與友弈棋的故事。據史書記載，西元383年盛夏，符堅率大軍一百一十多萬，大舉伐晉。東晉僅有八萬軍隊與百萬秦兵相抗，兵力相差懸殊，東晉都城建康上下震恐。謝安卻沉著鎮定，派其侄謝玄等應戰，他則攜親朋好友一起遊山下棋。聞士兵前來告捷，其舉止亦不因得勝而有異於常。從圖中可以看出，佩冠而思者即為謝安。畫面中的人物線條流利勁挺、高古傳神，背景刪繁就簡，大筆揮灑，酣暢淋漓，烘托和凸現了前面的人物刻畫。這幅作品，體現了傅抱石的繪畫天賦以及他對歷史題材精神內核的出色把握。

    “營制歷史上若干美的故實”，是傅抱石喜歡創作的題材之一，他本人認為這應該是人物畫家的一條主要路線。傅抱石有敘史的癖好，歷史之美往往能通過他的畫筆，得以藝術地再現。即便有的題材比較生疏，如《洗手圖》、《覓句圖》等，對於歷史知識豐厚的傅抱石來説，都能將它們表現出來。此幅《東山報捷圖》正屬於歷史類的題材。

    《東山報捷圖》是傅抱石在重慶金剛坡所作。那時，他的經濟狀況欠佳。詩窮而後工，畫大概也是這個樣子。回首傅抱石一生的創作，也以金剛坡時期為顛峰。20世紀50年代後，他的社會地位與生活條件都大為改觀，藝術風貌亦另辟新境，與40年代昭然有別。在重慶時期，郭沫若與崔萬程可説是傅抱石的兩位知己，一個是政治文學家，一個是銀行實業家。郭沫若與其的交往和幫助自不待言，後者則支助他的創作和生計需要，而傅抱石唯以他的精心之作給以回報，如贈郭沫若《麗人行卷》等。崔萬程從事金融，與當時諸多書畫家有交往，他在1944年至1945年曾請中國美術學院（重慶）的畫家為其畫了一本十四開冊頁，有傅抱石、張安治、蔣風白、宗其香、岑學恭等人。在此冊頁中，傅抱石分繪仕女、高士、山水凡三開，並受崔萬程囑題冊首。由於崔萬程特殊的友情，故傅抱石在給崔的作品上的題款均相當尊重，這在傅抱石給他人的畫作上並不多見。《東山報捷圖》署年農曆壬午十月，當為1942年西曆11月與12月間，傅抱石當年在重慶的壬午畫展為1942年10月10日至12日，故此畫極可能是為了答謝崔萬程對他該次畫展的襄助之情而作。

    崔萬程上款的傅抱石作品在近幾年也時有露面，2000年在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的大拍上，就有一件崔萬程上款的傅抱石作品，那件作品作于1943年，同樣是金剛坡時期，也是尺幅巨大，當時這件作品就以385萬元的高價成交。上述的合作冊頁也曾在2002年上海崇源首次拍賣會上競拍。時至今日，這兩件大師巨作如以經濟價值衡量其價值都在千萬以上，而更大的價值則是它們的露面得以讓更多的書畫愛好者領略大師創作的風采，也為研究兩位藝術家的創作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